2010年，穆克塔爾(Mukthar)走進重慶大廈(Chungking Mansions)的大門，希望能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剛從索馬利亞來到香港，是一名難民和企業家，口袋裏有6000美元，還有大部分的人生在等待著他。很少有地方會給索馬利亞人簽證，但香港對非洲和亞洲移民更加開放。對於像穆克塔爾這樣走到這一步、現金不會持續太久的人來說，只有一個地方可去，那就是位於這座城市最繁華地區中心的老舊高層建築羣。
重慶大廈，一個擁擠而破舊的廉價旅館和餐館的迷宮，給人一種繁忙的汽車站的感覺。在外面的街道上，餐館拉客的人爭相吸引注意力。穿過大門，在用暗金色的英文和中文印刷的名字下，一樓像一個集市。過道狹窄，天花板低，電纜和管道清晰可見。除了黑暗的地方，光線太亮，巨大的衛星碟大小的風扇在年輕人無精打采地聚集的角落裏吹著大風。照明燈下，咖哩和燉菜的鍋裏冒著泡沫，烤三角餅在燈光下無人問津，罐裝蒸發奶搖搖欲墜。各種狀態的紙箱擺放著，有的還沒有拆開。
在這一切之中，有幾十個人拎著行李箱和揹包。每棟17層高的大樓都有一對電梯，迅速將遊客送到公寓、餐廳和賓館。路標更是讓人無所適從。任何抬頭仰望的人都有可能看到監控攝影機在眨眼睛。
周圍的環境使這一切顯得更加不協調。它坐落在彌敦道(Nathan Road)上，這條街道曾被稱爲「黃金一英里」(Golden Mile)，如今這裏充滿了拎著古馳(Gucci)標誌袋的購物者。出現在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電影《金槍人》中的迷人的半島酒店(Peninsula Hotel)也在不遠處。海港對岸，銀色的摩天大樓在太平山頂(Victoria Peak)的翠綠背景下顯得格外耀眼。
對於穆克塔爾來說，這樣的魅力還得等等。在接下來的四個月裏，他把重慶大廈當作了自己的家，每天喝著土耳其咖啡，觀察著人來人往。清晨時分，走廊上擠滿了尋找早餐或友善面孔的新來者，渴望聽到其他人說阿拉伯語、英語或斯瓦希里語。他儘可能地收集名片，一直在尋找能夠幫助他起步的聯繫。大多數時候，他想了解在香港如何做生意。很快，「我理解了整個圈子，」他透過索馬利亞不穩定的WiFi告訴我，「我必須弄清楚如何進入這個圈子。」
從一開始，重慶大廈就比城市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國際化。
穆克塔爾在香港的一個動盪時刻到達。1997年，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了對這個地區的控制權，正值香港成爲世界工廠之際。如果說香港是世界上許多最大銀行的所在地，代表著高階全球化，那麼重慶大廈則代表著低端全球化，這種貿易以現金交易爲主，檔案工作有限，貨物用手提箱運輸。戈登•馬修斯(Gordon Mathews)教授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一書中首次詳細描述了這一貿易，據該書估計，曾經有20%的銷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機透過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代表了香港身份的另一個方面——作爲通往中國的全球門戶。長期以來，香港人一直對途經其走廊的難民、商人和經濟移民保持警惕。對許多人來說，重慶大廈象徵着混亂和犯罪。
近年來，隨著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日益密切，北京實施了一項嚴厲的新國家安全法，並對抗議活動進行了嚴厲鎮壓。街頭的動盪改變了人們對混亂的重慶大廈及其居民的看法。
重慶大廈的故事始於一位華裔菲律賓商人蔡天普(Jaime Tiampo)，他在1930年代來到香港，當時馬尼拉的華裔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他和妻子在尖沙咀購買了這塊地，並將其開發成一個名爲重慶大廈拱廊的購物中心。根據他的孫女明（加拿大的一位藝術史學家）的說法，蔡天普家族內部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二戰結束後，她的叔叔和祖父向一位英國銀行經理尋求資金，計劃在這塊土地上建造一個多塔樓的開發項目。她在香港的一次演講中說：「銀行經理拿過她祖父的名片，撕掉後告訴他，『不，這不可能。』對我來說，在成長過程中，這始終是一個關於在被殖民的香港內部談判主體地位困難的故事。我父親瞭解他所生活的地方的種族動態……他將這個故事講述爲抵抗的開始。」
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沒有那麼多種族暗示。在那個版本中，銀行經理說只有在銀行擁有五個街區中的一個的所有權的情況下，他纔會同意貸款，這個條件對明的祖父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她不確定哪個故事是可靠的。也許真相就在中間某個地方。無論如何，由於沒有融資方案，蔡天普家族決定在香港成立第一批「分層」建築，將數百套公寓出售給個人買家。明的父親和祖母「把藍圖帶到馬尼拉，逐個地將它們賣給朋友的朋友和商業夥伴」，她告訴我。他們賣給任何人，英國人、印度人、已經在香港的人，經常是商人。三個月內，重慶大廈得到了充分的融資，到1961年，大廈建成。
明說，從一開始，重慶大廈就比城市中的其他地方更國際化。擁有來自許多不同地方的多個業主，它是一個多種族的環境，據人們告訴她，這裏充滿了溫暖。話雖如此，「如果缺乏集中控制，那就可能導致某種混亂。」事實上，從一開始，重慶大廈似乎就與混亂同義，它的名字成了瞬息萬變、小罪行和低端貿易的代名詞。儘管人們談論它作爲逃避街頭種族主義的避難所，但在它的牆內卻時常發生火災和鬥毆。
在20世紀70年代初，蔡天普家族將對重慶大廈的責任移交給其他業主，最終搬到加拿大並出售他們擁有的公寓。隨後的幾年裏，各行各業的人湧入重慶大廈，有從越南尋求休整的美國士兵，有尋找廉價住所的亞洲商人，還有嬉皮士和揹包客。這些公寓變成了商鋪、餐館和招待所。在託尼•惠勒(Tony Wheeler)的書《節衣縮食的東亞洲》中，這本書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揹包客的聖經，他寫道在香港只有一個地方適合預算有限的旅行者住宿：重慶大廈。
在1990年代，香港電影製片人王家衛(Wong Kar-wai)拍攝了備受好評的電影《重慶大廈森林》，講述了失戀警察的故事，其中涉及到了重慶大廈的毒販。他將其稱爲一個「人口衆多且充滿活力的地方」，作爲整個城市的隱喻。許多重慶大廈的居民不喜歡這部電影，因爲它鞏固了大廈危險和不受歡迎的聲譽。是的，那裏確實存在暴力，但香港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辯護者堅稱，管理層正在整頓重慶大廈，安裝閉路電視以減少犯罪。
但將重慶大廈作爲香港的隱喻確實引起了一些共鳴。畢竟，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轉口港。它爲中國提供了一個門戶，而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後，已經主導了全球製造業。全球南方的人們也想分一杯羹，而彌敦道上的破舊建築羣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
穆克塔爾在重慶大廈度過了四年，決心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重慶大廈的許多人都在尋找交易機會，有些成功了，但大多數都沒有。重慶大廈的許多人生活拮据，但穆克塔爾很快就走運了。
他的第一筆交易是與一位他認爲來自肯亞的紳士進行的，這位紳士帶來了滿把的祖母綠。穆克塔爾對祖母綠知之甚少，但他在重慶大廈周圍建立聯繫的工作開始見效。他認識一個可能會感興趣的人。經過一些來回溝通和談判，達成了一筆交易。「那讓我以非常少的佣金開始了。這爲之後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你開始建立信任，」他告訴我。
他獲得了更多的客戶，有時一天會有三四個，他在中國客戶和他們的非洲同行之間來回奔波。他帶一些客戶去了喜來登酒店(Sheraton Hotel)，在大堂只喝咖啡的話還是比較便宜的，而且相對於重慶大廈來說，至少安靜得多。
如果一個商人帶著黃金來了，穆克塔爾會告訴他沒有人感興趣。商人可能會對這個評估感到不滿，但在重慶大廈的炎熱中待上幾周後，風扇呼呼作響，走廊擁擠，他們的酒店賬單不斷增加，他們會更願意接受任何報價。談話可能會在喝茶時進行——重慶大廈對茶的需求量很大，穆克塔爾曾經成功地將一集裝箱沙烏地蒸發奶賣給重慶大廈的攤販們——然後交易就完成了。
到那時，他已經逾期居留並申請庇護，打賭只要他不被發現，當局就會對他的交易視而不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成爲了一家中國機械公司在十幾個非洲國家的代理商。其他交易也隨之而來：4000公斤粉紅色的索馬利亞鮑魚，雖然倉庫裏臭氣熏天，但他賺了一大筆錢；桑給巴爾島的海藻生意，就像產品本身一樣滑溜。
在重慶大廈，一切皆有可能。他可以買一輛卡車，安排將其運往非洲並匯款，同時還能享受烤肉午餐。「有些買家因爲簽證問題不會去紐約，但因爲香港是開放的，每個有2萬、20萬或200萬美元的人都會來。」衆多貨幣兌換商的存在意味著「如果你在晚上9點（在重慶大廈）想做100萬美元的生意，你可以做到，」他說。「我去過這個星球上的每個地方，美國、加拿大、澳洲……我非常清楚，這個星球上沒有任何地方能像香港或重慶大廈一樣。」
結局來得很快。到2014年，穆克塔爾的商業關係開始破裂。他震驚地發現一位同事與另一位同事的妻子有染。作爲一個嚴格的穆斯林，穆克塔爾認爲「這非常噁心。」更緊迫的是，他看到了潛在的後果。遭遇出軌的丈夫「會非常生氣，他會向移民局舉報我們，這就是我決定離開的原因。」穆克塔爾手中有一份可能非常有利可圖的訂單，但他放棄了這筆交易、重慶大廈和香港。
他可能在正確的時間離開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業務放緩了。穆克塔爾曾經繁榮的批發市場變得更加脆弱。一家曾經每月運送20個集裝箱的非洲物流公司，到2017年只運送四五個。他們的競爭對手紛紛倒閉。市場上的生意實在是不夠。例如，人們開始前往中國南部的廣州，因爲去大陸獲取簽證變得更加容易，更接近中國客戶。
與此同時，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許多中國企業直接向非洲銷售產品，減少了重慶大廈中間商的作用。重慶大廈外，香港正處於動盪之中。2019年，因計劃引入一項可能將人送往北京審判的法律而激怒的親民主抗議者與警察在街頭髮生衝突。同年10月，抗議活動組織者岑子傑(Jimmy Sham)被確認爲南亞裔的男子毆打。社群媒體上有人呼籲攻擊清真寺、重慶大廈及這座城市中的南亞人。重慶大廈內部氣氛緊張。
重慶大廈的遊客在那裏看到了一些代表他們一直在爲之奮鬥的東西
「很多人都開始恐慌，因爲我們看到事情正在升級，」在重慶大廈基督教難民行動中心工作的印度裔香港人安德里(Jeffrey Andrews)說道。他是一位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生活的印度廚師的孫子，從小就對重慶大廈心存戒備，只是爲了買咖哩而不斷穿梭於小巷之間，但他總是將其與麻煩聯繫在一起。他知道大多數香港人是多麼謹慎，對所有少數族裔都持懷疑態度。他說，那是「非常可怕的時刻」。
爲了緩和局勢，他和他的朋友們於10月20日站在重慶大廈外，向抗議者發放水瓶。他說那一天是一個「分水嶺這不是一個政治行動，只是想說我們少數民族也是香港的一部分。」香港人湧入重慶大廈，很多人是第一次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安德里開玩笑說，那段抗議時期，是重慶大廈歷史上第一次讓人們感到在裏面比在外面更安全。
五年過去了，國家安全法已經生效。另一項名爲「第23條立法」的法律也已生效，該法律對叛國行爲判處無期徒刑，並增加了對煽動叛亂等犯罪的刑罰。這些抗議活動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長期影響。它們改變了人們對重慶大廈的看法。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參觀重慶大廈，通常是透過安德里和難民中心組織的旅行團，或者透過非洲中心(Africa Center)，這是一個由Innocent Mutanga經營的促進非洲-亞洲關係的中心。Mutanga表示，噹噹局激怒香港人時，越來越多的人參觀重慶大廈。他們在那裏看到了代表他們一直在爲之奮鬥的東西。
在安德里爲附近一家酒店的員工組織的「五感之旅」中，他向我介紹了一位餐館老闆，該餐館在新冠疫情期間爲該市的隔離酒店提供印度食品。這幫助了重慶大廈在疫情期間生存下來，而嚴格的封鎖措施使城市經濟陷入困境。安德里告訴他的旅行團成員，這裏的許多辛勤工作的亞洲和非洲家庭是真正的香港人。年長的遊客通常會有最令人驚訝的反應。他說，他的朋友們認爲他們會是最有種族歧視的人，但他們想要了解這座建築，因爲它代表了他們的城市的獨特之處。他們不是唯一的人。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的員工最近參加了一次前往重慶大廈的「沉浸式文化體驗之旅」。
當然，重慶大廈也有不良行爲——「它不是一座教堂，」安德里說。然而，他和其他人談論這些建築的方式，將其視爲一個社區中心、一個避難所，給它帶來了一絲神聖的氛圍。安德里向我展示了穆斯林社區在齋月結束後的破齋活動影片。一位店主提供了地毯，另一位店主在走廊裏排列的桌子上擺上了沙拉。在難民中心的隔壁，他們正在籌劃香港第一個少數民族博物館。有一次我遇到了來自內地的學生，他們正在拍攝一部關於香港身份的紀錄片。他們把重慶大廈作爲他們的焦點。馬修斯說，在最近幾年的動盪之後，「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爲香港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反而成了少數民族。」
曾經他們把手機運到非洲，現在重慶大廈的企業家們接受午餐訂單。一些餐廳已經升級，爲不同類型的客人提供價值1000美元的乳豬。這座建築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幾代人都在這裏生活。換做其他地方，可能早就被出售和重新開發了。沒有人能給我一個確切的業主人數——大概有幾百人——但大多數人說他們不太可能都同意出售。儘管如此，這裏仍然是一個黃金地段。
在一個炎熱的日子裏，安德里和我爬上了其中一棟樓的屋頂，攀爬著螺旋樓梯。他指著四周的世界級博物館、五星級酒店和閃閃發光的新高樓大廈。他說他已經來到這個屋頂十多年了，每次都被周圍的變化所震撼。「我真的爲這個地方擔心，」他說。
在索馬利亞，穆克塔爾並不那麼悲觀。即使在今天，他仍然依靠在重慶大廈結識的人脈做生意。「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說。即使它被摧毀，它的精神也會存續下來。
奧爾拉•瑞安(Orla Ryan)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副亞洲新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