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過去20年，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撕裂，但又同時構築了自己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迅速成長。有此爲基礎，就有可能找到一條中道的改革之路。

中國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羅必良：經濟學家威廉姆森說，公共綠地或者城市廣場應該由政府提供。但按照這一範式安排產權，就會給政府提供「犯錯誤」的足夠理由。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過去30多年來，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建立，嚴格來說其實是重建。市場體制在中國以前並非沒有，只是到了毛時代，這個體制被摧毀了。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2013中國新一屆領導上臺，實施不同的政策。但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民生，維穩重點應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同時明確愛國與愛民的不同。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中國進入價值觀大交鋒的時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憲政是歷史演變的趨勢。從執政者的長治久安考慮，應及早促進社會搭上潮流的班車。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改革檔案能否「偉大」，重在實施。在中國的現實中，原則越抽象，就越不可能實施。維護市場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就要避開行政部門的「解釋」、技術性手段、假裝、拖延等各種駕空手段。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中國經濟改革成績偉大，政治方面也有巨大進步，但願中國能全力珍視這一成果：任何情況下，絕不因政治殺人，最好也能避免因政治抓人關人。

中國天則研究所秋風：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引發對集權的擔憂。但在「非常政治」狀態下的中國，要重建制度，改革機構必需部分處於法律之外。

中國天則研究所理事長秋風：媒體的分裂，企業家的尋租，常得到制度決定論者的辯護。但所有社會制度都有漏洞，儘管程度會有較大差別。因此道德、倫理才至關重要。

中國天則研究所茅於軾：中國在提高民生上已經比較成功了，但老百姓火氣還是很大。要緩解社會戾氣，大家就都要講理，政府首先要講理，也要爲百姓提供講理的機會。

中國天則研究所理事長秋風：這個時代的中國治國者和知識分子應明乎憲政化之大勢，順勢而爲。若能如此，則中國幸甚。反憲政和把憲政神化，任何方向上的激進，都會釀成大禍。

中國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是一場憲政的巨大變革。反對憲政，就是反對從外部制約權力，看似爲現執政黨說話，其實可能是誤導執政黨。

中國天則經濟研究所王軍：中國超越美國成爲世界最大石油淨進口國，中國經濟的體量及對能源的需求將使能源問題挑戰巨大，實則爲進展緩慢的中國產業轉型敲響警鐘。

中國天則所副所長馮興元：中國刑法中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共有20種，這容易掩蓋利益相關者的犯罪行爲，應把不合法的集資行爲和詐騙行爲分開處理，廢除「口袋罪」。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中國人的效率並不低，但在市場的創新方面卻乏善可陳，說明中國的體制有缺陷。問題就在於沒有思想市場存在，這恰恰是改革多年所忽略的。

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楊俊鋒：一把手權力的巨大，是薄案掀開的中國政治生活幕布的一角。正是這種一把手的集權成就了薄，但也導致了他的膨脹最終不可收拾。

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科斯的離世與他計劃中的中國之行只有一月之遙。他的中國情結，不僅因爲中國印證了他的理論，還在於他對中國「思想市場」的特殊寄託。

中國天則研究所理事長秋風：輿論是政治的重要機制。改革須尊重民意，也需民衆支援。如果繼續圍剿大V，如果民衆不能自由討論，改革就沒有輿論支援，也就寸步難行。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臺灣「二二八事件」已過去66年。5年前臺北樹立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獲得政府承認，其真正意義在於：認可不能再屠殺政治上的反對派。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壟斷國企並不會在某一年對經濟產生滯脹作用，而是每年都會發生複利作用的「滯脹器」。它的存在將令中國經濟成長持續下滑。這不是按某一指數的勻速下滑，而是當越過一個臨界點時，便會加速墜落。

天則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反精神汙染運動中，1985年「馬丁文章」被當做經濟理論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的影響則一直延續到90年代。

天則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反精神汙染的直接動因是有關周揚講話的分歧。一場學術報告演變成重大政治事件，且一直影響著中國政局和改革開放的發展，令人深思。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盧躍剛：NGO社會干預有個盲點，就是都把官僚體制當作天然的對手，社會干預沒有體制呼應、配合，最終事倍功半或功虧一簣。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天則所是純粹的民間機構，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它能夠成長是因爲改革，但它遭遇過很多麻煩，也是因爲改革，因爲改革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