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過去30多年來，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建立，嚴格來說其實是重建。市場體制在中國以前並非沒有，只是到了毛時代，這個體制被摧毀了。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2013中國新一屆領導上臺，實施不同的政策。但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民生，維穩重點應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同時明確愛國與愛民的不同。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中國進入價值觀大交鋒的時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憲政是歷史演變的趨勢。從執政者的長治久安考慮，應及早促進社會搭上潮流的班車。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改革檔案能否「偉大」，重在實施。在中國的現實中，原則越抽象，就越不可能實施。維護市場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就要避開行政部門的「解釋」、技術性手段、假裝、拖延等各種駕空手段。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中國經濟改革成績偉大，政治方面也有巨大進步，但願中國能全力珍視這一成果：任何情況下，絕不因政治殺人，最好也能避免因政治抓人關人。

中國天則研究所秋風：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引發對集權的擔憂。但在「非常政治」狀態下的中國，要重建制度，改革機構必需部分處於法律之外。

中國天則研究所理事長秋風：媒體的分裂，企業家的尋租，常得到制度決定論者的辯護。但所有社會制度都有漏洞，儘管程度會有較大差別。因此道德、倫理才至關重要。

中國天則研究所茅於軾：中國在提高民生上已經比較成功了，但老百姓火氣還是很大。要緩解社會戾氣，大家就都要講理，政府首先要講理，也要爲百姓提供講理的機會。

中國天則研究所理事長秋風：這個時代的中國治國者和知識分子應明乎憲政化之大勢，順勢而爲。若能如此，則中國幸甚。反憲政和把憲政神化，任何方向上的激進，都會釀成大禍。

中國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是一場憲政的巨大變革。反對憲政，就是反對從外部制約權力，看似爲現執政黨說話，其實可能是誤導執政黨。

中國天則經濟研究所王軍：中國超越美國成爲世界最大石油淨進口國，中國經濟的體量及對能源的需求將使能源問題挑戰巨大，實則爲進展緩慢的中國產業轉型敲響警鐘。

中國天則所副所長馮興元：中國刑法中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共有20種，這容易掩蓋利益相關者的犯罪行爲，應把不合法的集資行爲和詐騙行爲分開處理，廢除「口袋罪」。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中國人的效率並不低，但在市場的創新方面卻乏善可陳，說明中國的體制有缺陷。問題就在於沒有思想市場存在，這恰恰是改革多年所忽略的。

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楊俊鋒：一把手權力的巨大，是薄案掀開的中國政治生活幕布的一角。正是這種一把手的集權成就了薄，但也導致了他的膨脹最終不可收拾。

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科斯的離世與他計劃中的中國之行只有一月之遙。他的中國情結，不僅因爲中國印證了他的理論，還在於他對中國「思想市場」的特殊寄託。

中國天則研究所理事長秋風：輿論是政治的重要機制。改革須尊重民意，也需民衆支援。如果繼續圍剿大V，如果民衆不能自由討論，改革就沒有輿論支援，也就寸步難行。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臺灣「二二八事件」已過去66年。5年前臺北樹立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獲得政府承認，其真正意義在於：認可不能再屠殺政治上的反對派。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壟斷國企並不會在某一年對經濟產生滯脹作用，而是每年都會發生複利作用的「滯脹器」。它的存在將令中國經濟成長持續下滑。這不是按某一指數的勻速下滑，而是當越過一個臨界點時，便會加速墜落。

天則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反精神汙染運動中，1985年「馬丁文章」被當做經濟理論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的影響則一直延續到90年代。

天則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反精神汙染的直接動因是有關周揚講話的分歧。一場學術報告演變成重大政治事件，且一直影響著中國政局和改革開放的發展，令人深思。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盧躍剛：NGO社會干預有個盲點，就是都把官僚體制當作天然的對手，社會干預沒有體制呼應、配合，最終事倍功半或功虧一簣。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天則所是純粹的民間機構，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它能夠成長是因爲改革，但它遭遇過很多麻煩，也是因爲改革，因爲改革沒有完成。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史晉川：如果沒有一家有資質的社團法人組織進入天則所，天則所將被北京市政府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在其有資格招收機構員工的單位花名冊中刪除。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在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一定數量的有德之士，他們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於承當相應的責任。只有這樣，社會才成其爲理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