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公共政策決策及實施機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依法治國要實現基於法治的善治，但中國目前總體上沒有形成一種開放試錯的過程。

天則研究所高巖：階級鬥爭學說是文革的理論基礎，面對不知階級鬥爭爲何物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更應深刻反思其危害，辱罵和迴避都無益。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鄧小平實現的並非是技術層面的改革，而是憲政原則的改革，他讓毛澤東時代「姓社姓資」的社會原則發生根本性轉變。與此同時，在推動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他還能透過政治智慧和對語言的把握，化解意識形態上的矛盾。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中國往何處去，一直是許多人關切的大事，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今天重溫孫中山遺囑，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啓發。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社會由大多數利己不損人的小人組成，雖不理想卻定是可以生存的。而小人都變成君子，每件事都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將是可怕的社會。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中國外交將不得不走向天下主義，那麼中國除了民族國家的身份外，還是要建立和維護新國際秩序的強互惠國，要結束近代以來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爲原則的國際秩序。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爲什麼堅持終點公平的國家都窮得不堪？以至於不得不讓步以取得物質上的改善？這是因爲終點的平等與「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有矛盾。

天則經濟研究所張曙光、張弛：中國大學教育折騰的歷史表明，教育失誤的原因在於，不是教育家辦教育而是官員辦教育，權力代替教育規律，學校沒有獨立地位。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對善惡報應的看法並非宿命論，善所以能勝惡，是因善治有利大衆，惡行被多數人反對，靠大衆努力善惡才能各有其報，每個人都不應置身於外。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中國權力錯置且無監督的制度結構，實爲官員和央企高階主管的陷阱，貪腐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是他們自己。官員真正該救的，不是身和命，而是心。

天則經濟研究所王軍：正如英國經濟學家所言，舉辦世界盃有一項不易覺察的好處。不考慮對經濟成長的促進，僅足球賽事就比奧運會更能激發「感覺良好」的社會情緒。

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軍：恐怖襲擊因仇恨而實施，仇恨的根源是歧視，消費機理在於控制傳播，因此消除歧視政策的同時，防止對仇恨的全社會渲染，方能減少暴恐。

天則經濟研究所王軍：是人進入體制變壞了，還是壞人進了體制？雖不能妄加揣測，但對中國政府而言，除進一步公開和透明外，如何預防德行不佳的人進入政府，值得思考。

天則經濟研究所張曙光、中國政法大學張弛：財政集中反映政府的意志，中國政府在資源配置上起著決定作用，財政就顯得更加重要，也有其特別之處。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隨著移動互聯日益改變經濟生活和政府治理，即便中央銀行仍在，也可能只作爲貨幣主發行銀行。即便仍叫央行，也不應再壟斷發行貨幣。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中國大陸，不論是當局，還是民衆和輿論，必須理解臺灣、香港民衆內心的焦慮、迷茫，而致力於自身制度的改進、文化的重建。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現在中國是全體納稅人爲開車用路的人承擔修路的成本，不夠公平合理，如果改爲誰用路、誰花錢買，就誰也不會有意見了。

天則經濟研究所張曙光：中國還沒有能讓企業家自由發揮其才能的制度條件和法律環境，卻存在著種種扼殺企業家才能的規章制度和社會勢力，權力不受約束，吏治失範。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大國不僅要看經濟成長。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要看其體制是不是憲政國家，還要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對世界各國的百姓有沒有吸引力。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對產權改制的「原罪」質疑，往往混淆了合法與非法併購而來的民企產權，使那些合法出身的民企也同樣處於「秋後算賬」的威脅之中。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許志永案的判決是一個全輸方案，表面上以權壓法的利益集團獲益，卻損壞了執政黨政治權威。需知制度就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演化而成的。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中共中央三個領導小組的成立，標誌着中國實際憲制的重大變化：習近平的權力接近美國、至少是法國的總統。這一權力結構讓習李逐漸具備了設計、實施全面改革的能力。

中國經濟學家華生曾撰文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存在「六大認識誤區」。本文爲天則經濟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課題組」對華生教授文章所提問題的討論和回應。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在思想市場中，不同的思想相互競爭、借鑑和補充。一般而言，在思想市場中選擇的思想，比壟斷者提供的唯一的「好思想」要好，且不怕選錯，只要不因政治緣故而固執錯誤，就可重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