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一項政策能使一個大型發達經濟體的財政資源每年增加GDP的1%。這項政策就像變魔術一樣。這筆錢似乎不知道是從哪裏冒出來的，不需要增稅，不需要削減開支，不需要出售資產，也不需要償還債務。這樣的政策將對世界各地資金緊張的政府產生巨大的吸引力，而且肯定是好到不可能存在。然而，它確實存在。猜一猜？答案是2014年對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GPIF)進行的改革，讓這個全球最大退休儲蓄資金池承擔一些匯率和股權風險。
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發起的2014年改革，將GPIF的投資組合從主要爲國內投資(其中60%爲日本國債)，轉變爲50%爲股權、50%爲國際投資的投資組合。據Eurizon SLJ Capital的斯蒂芬•詹(Stephen Jen)和喬安娜•弗萊雷(Joana Freire)稱，該投資組合已從2014年的137兆日元成長到今天的226兆日元，相比之下，如果不改革，目前的投資組合規模將爲168兆日元。額外的回報相當於日本GDP的10%左右，即3700億美元，這使其成爲歷史上最賺錢的資產配置調整。
當然，該投資組合受益於日元疲軟，在這段時間內，日元從1美元兌100日元左右跌至1美元兌150日元左右，但這正是承擔匯率風險的意義所在，而不是幸運的意外。一段時間的不佳資產回報可能會抹去部分收益。不過，這是一個值得全世界研究的政策實驗。以下是六條經驗。
首先，日本有理由感謝安倍晉三，他在2012年至2020年期間擔任首相，後在2022年被暗殺。反對者抨擊GPIF改革是用公衆退休儲蓄進行投機，但安倍和他的顧問們表現出了領導力，挺過了基金價值下跌時的負面報導時期。GPIF改革或許不是安倍最偉大的遺產，但卻是值得驕傲的遺產。
其次，它凸顯了關注公共債務淨額而非總額的重要性。衆所周知，日本擁有全球最大的公共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252%。其淨公共債務相當於GDP的158%，其中GPIF中的資產佔了差額的一大部分。試想一下如果在2014年進行另一種改革，用GPIF的錢來對消政府債券。在這種情況下，總債務會下降，但日本將錯過該投資組合的超額回報，淨債務現在將高出10個百分點。
第三，GPIF改革顯示了一種思考公共財政的不同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就像終極的大學捐贈基金或人壽保險公司：它被設計爲永遠存在，它對未來的養老金領取者負有長期義務，並有巨大的吸收風險的能力。
政府可以投資於能產生未來稅收回報的公共部門資產，如教育和道路，但它也可以投資民營部門資產。在民營部門渴望獲得政府債券等安全資產，並願意以極低利率購買這些資產的情況下，發行更多債券、提高公共部門的槓桿率，並進行投資以獲得更高回報，可能是明智之舉。Jen和Freire建議，美國社會安全信託基金——目前是一個只投資於美國特別國債的會計實體——應該效仿GPIF投資其他資產。
第四，GPIF改革相對保守。投資組合的轉變是有意識地進行的，對風險有著謹慎的關注，由專業人士進行資產管理，與政治家保持一定距離。這與英國經濟上類似的計劃形成了令人沮喪的對比。在英國，地方政府試圖透過向中央政府借款數十億英鎊，並將其投資於商業地產和其他資產，來解決稅收收入不足的問題。Thurrock、Woking和Warrington等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困境。人們總是很容易將審慎使用國家資產負債表、用長期資產爲長期負債提供資金，與爲了保持低短期稅率而進行的投機相混淆。
第五，GPIF的轉變可以適用於其他資產池。例如，日本是外匯儲備遠遠超過需求的亞洲國家之一。如果日本政府不想利用日元走弱的機會出售部分美元並償還部分債務(這將是相當明智的做法)，那麼它可以將部分外匯儲備轉爲股票，或者直接移交給GPIF。香港處理其外匯基金投資部分的方式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最後，有理由儘早進行這種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福利會逐漸積累，風險也會得到最好的管理，而且世界還在繼續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資產的需求也會隨之上升。通膨的迴歸使每個人對回報感到更加滿意，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實際利率（扣除通膨因素後）已經持續上升。
在金融領域，永遠沒有免費的午餐。回報總是伴隨著風險。但在老齡化社會面臨財政負擔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安倍晉三GPIF改革的成功表明，對於政府來說，少從掙扎著還債的債務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多從揹負鉅額債務、擁有龐大資產負債表和非常長遠眼光的投資者的角度考慮問題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