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爲作者「中國學者百人百訪」系列的最新一篇。】
銀培萩，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復旦大學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包括美國外交、利益集團、慈善融資、宗教與意識形態。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聯合培養博士，楊百翰大學「宗教與法治牛津項目」青年學者。專著《暗金政治：慈善基金會與美國霸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研究成果在《當代亞太》、《外交評論》、《復旦學報》、《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等期刊發表，並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社會科學文摘》等刊物轉載。
銀培萩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人工智慧技術的飛速發展對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請問你如何看待人工智慧技術在推動生產力革命的同時，也加劇了資本與社會關係之間的緊張衝突？
銀培萩：我認爲人工智慧不僅僅是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資本的運作方式和整個社會結構。可以說，人工智慧就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靠著大數據、深度學習這些「黑科技」，讓企業效率飆升，產品迭代快得驚人，甚至能幫小公司一夜之間變成全球玩家。但另一方面，這技術也悄悄埋了雷，大公司會用AI壟斷數據、操控市場，普通人可能連飯碗都被演算法搶走，私隱更是可能變成「透明的商品」。
再往深了說，在如今這個AI時代，最值錢的東西不再只是石油或黃金，還有數據和演算法。演算法和數據成了資本運作的核心工具，但問題來了，企業藉助人工智慧高效地掌控生產和行銷環節、透過精細的數據分析強化市場競爭優勢的同時，技術的快速進步也引發了私隱侵犯、資訊繭房、決策不透明等問題。市場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忽略了這些負面效應，而社會治理和公共政策的調整又跟不上這種快速變革的步伐，這會讓傳統的經濟關係和社會治理方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總的來說，人工智慧正在重塑整個社會的遊戲規則，它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勞資關係和權力結構，還將國家的調控機制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博弈場域，既爲資本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暴露了它的內在矛盾，因此成爲了推動當代社會深層次變革的重要動力。
問：你提出「有效利他主義」與「有效加速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人工智慧治理話語，請問它們的核心分歧是什麼？它們如何影響了人工智慧的發展路徑？
銀培萩：有效利他主義和有效加速主義，就像人工智慧發展道路上的「剎車」和「油門」，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邏輯。前者可以說帶有一種技術悲觀的色彩，它認爲，人工智慧的潛力越大，失控的代價就越高，人工智慧在飛速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帶來一些我們現在還難以完全預測的風險，比如私隱洩露、演算法偏見，甚至對制度構成潛在衝擊。因此，支援這種觀點的人士主張要在嚴格的監管框架下，穩步地推動技術應用，從而防止技術濫用或出現災難性的後果。與此相對的，有效加速主義則繼承了技術樂觀主義的傳統，堅信資本與技術的結合能釋放最大的創新能量，且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在他們看來，利用商業邏輯和市場競爭來激勵技術研發，並藉助資本的力量迅速實現技術成果的產業化和規模化應用，最終同樣能爲社會帶來長遠的利益。
從本質上講，這兩種話語的核心分歧就在於「社會優先」與「市場優先」的選擇。有效利他主義側重於在技術突破過程中不忘公共利益和倫理底線，提醒我們在追求創新的同時一定要警惕潛在風險；而有效加速主義則更關注如何利用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快速將技術成果轉化爲現實生產力，進而帶動經濟和社會整體的進步。實際上，在當前的人工智慧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企業在追求市場優勢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來自公衆和監管部門的倫理要求與安全挑戰。這兩者的平衡與互動，共同推動了人工智慧的發展。
問：OpenAI的案例爲我們展示了一個典型的新舊精英權力鬥爭場景。人工智慧領域的「新舊精英」指哪些羣體？OpenAI這場內部紛爭的深層原因是什麼？以及這種精英之間的博弈對人工智慧技術未來發展有何深遠影響？
銀培萩：在OpenAI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內部存在一種新舊精英之間的博弈。這裏所謂的新精英，主要是那些掌握最前沿技術的科研人員和創業者。他們憑藉技術的突破迅速崛起，更關注技術的社會價值，往往希望保持技術的開放共享和自主性，因此傾向於採用非營利的模式來限制資本的過度干預。相比之下，舊精英則主要代表了傳統的資本力量，比如風險投資者、跨國企業和金融集團等。他們習慣於利用商業模式和營利邏輯實現資本增值，對風險容忍度也更高，更看重市場競爭帶來的短期經濟回報。
OpenAI內部的紛爭其實是一種權力的鬥爭。舊精英透過資本優勢主導商業化進程，而新精英試圖以倫理話語爭奪政策影響力，從而引發了他們之間的激烈博弈。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種新舊精英之間的博弈不僅影響了OpenAI自身的發展路徑，更爲整個人工智慧領域的未來走向提供了一個縮影。新精英代表了一種以技術倫理、開放共享和風險預防爲核心的發展理念，而舊精英則更關注資本回報和市場競爭效應。兩者的碰撞正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科技發展與社會治理之間張力的表現，其最終走向將對整個行業和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問：OpenAI最初以非營利模式成立，旨在保障人工智慧技術的普惠性和安全性，但隨著商業化需求不斷增強，它逐漸向營利組織轉型。請問你如何看待這種轉變？這一轉變帶來了哪些爭？
銀培萩：OpenAI最初選擇非營利模式，主要是爲了擺脫傳統資本運作對技術研發的過度干預，確保研發過程始終圍繞「造福全人類」的初衷展開。從理論上講，這樣可以讓我們更專注於技術安全、倫理風險防範和普惠公平的公共價值，而不是一味追求利潤。但現實情況往往更復雜，非營利模式在運營中常常面臨資金和資源上的瓶頸，難以滿足不斷成長的研發投入和市場需求。隨著人工智慧產品商業價值的逐漸顯現，外部資本開始大量湧入，加之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OpenAI不得不調整戰略，向營利組織轉型。轉型之後，企業能夠獲得更多資金和資源，從而加速技術創新和產品落地，但與此同時，對利潤的追求也會隨之增強，這可能導致技術濫用、商業化過度，甚至忽視公共利益。
所以，這一轉變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支持者認爲，商業化是技術走向落地、實現規模應用的必經之路，而反對者則批評說，這種轉變違背了最初的非營利使命，會引發對社會不利的連鎖反應。2023年的「奧爾特曼解僱風波」就是矛盾的一個縮影，當時董事會試圖罷免主張商業化的CEO奧爾特曼，但由於資本力量迅速介入，他很快就復職了，原本的非營利框架更加形同虛設。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在現有的資本主義體系下，技術的發展是否必然要向資本妥協？這不僅是OpenAI自身治理的選擇，更是全球人工智慧治理體系建設中需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問：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擴散，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始介入治理，將技術爭論上升到政治領域。在這種背景下，人工智慧的治理出現了哪些新的博弈？國家及國際機構又應該如何進行應對？
銀培萩：當人工智慧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廣泛，滲透至國家安全甚至軍事領域時，這場技術爭論就升級成了政治博弈。現在人工智慧的治理已經變成了一場「全球拔河比賽」——各國政府、科技巨擘、國際組織都在使勁。在美國，新舊精英之間的分歧不再僅僅體現在公司內部，而是透過各種遊說和政策倡議，直接影響到立法和政府決策。像微軟、谷歌這樣的科技大公司正忙著遊說政府，希望能放寬監管，而一些非營利組織和智庫則在推動建立更嚴格的法律。實際上，這場博弈反映了技術、資本和國家之間權力的重新組合。舊精英利用資本和與政府合作的優勢，在政策制定中佔據更大話語權；而新精英則依託學術界、技術圈子和國際組織，努力建立制衡機制，確保技術發展不會失控。最終，這種局面可能會形成一個「技術-資本-國家」相互交織的權力結構。
對於各國政府和多邊機構來說，首先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工智慧帶來的問題涉及很多層面，因此，在制定相關政策和法規時，政府需要廣泛聽取學界、產業界以及公衆的意見，爭取制定出既具有前瞻性又切實可行的治理措施。同時，在國際層面，像聯合國、OECD這樣的多邊機構應當推動建立全球統一的標準，透過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技術外溢和跨國風險。畢竟，人工智慧的發展不僅關乎一國的利益，更影響全球的安全與福祉。
問：展望未來，你對人工智慧技術未來的發展趨勢有哪些看法？我們又應如何在創新驅動與安全監管之間找到平衡？
銀培萩：我認爲人工智慧的發展將一直在資本邏輯和公共利益之間展開較量。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市場對人工智慧技術的熱情不斷高漲，鉅額投資和各種商業化應用層出不窮。在資本的推動下，技術不斷突破瓶頸，催生了許多創新應用，並且形成了新的產業生態和經濟成長點。當然，技術飛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不少潛在風險和社會問題。一旦技術應用失控，可能會引發難以預料的社會後果，這讓很多人既充滿期待，也不免心生擔憂。
所以，未來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在激發創新活力的同時，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監管機制。政府、企業和學術界都需要齊心協力，構建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監管體系。政府要加強法律法規的制定，明確技術研發和應用中的安全標準與倫理底線；企業也要學會自我限速，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不能僅僅追求短期利潤。此外，跨國合作和國際標準的建立對於應對全球化風險同樣至關重要，各國要加強資訊共享和政策協調，共同防範跨境風險。
總的來說，我們必須在商業邏輯和公共利益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既要保持技術創新的動力，又要確保技術成果惠及全社會。只有實現技術進步與倫理監管的雙贏局面，人工智慧才能真正成爲推動社會進步和改善人類福祉的重要力量。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FT中文網「資本與國家」專欄作家，目前正在推動「中國學者百人百訪」這一欄目，全球學者對接訪談微信號：porsche91011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