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日常用語中，「亞洲」一詞往往指東亞或東南亞。在英國，這個詞更常指印度次大陸。聽著，這些事情不是我能決定的。這與歷史上的移民模式有關：誰去了哪裏。它也可能發生變化。但這表明，美國與世界上最大大陸的接觸與英國截然不同。
這只是最小的差異。英國黑人的祖先可能是在1945年後自願來到這個國家的，而美國黑人的祖先可能是幾個世紀前被迫來到這裏的。在美國，定居者對待原住民的方式是一個仍然敏感的話題。儘管克勞狄烏斯皇帝(Emperor Claudius)無疑很嚴厲，但「本土」不列顛人的流離失所問題在幾千年間已經失去了一些顯著性。
如果「覺醒」意味著關注羣體身份，那麼它在美國並不合適。但至少，它是以美國爲背景構想出來的。是什麼讓英國人認爲它在他們不同的環境中有意義？或者在歐洲呢？我爲這一教條的明顯消亡而乾杯，但即使是在英國對它的討伐也帶有美國的味道——略帶宗教色彩，非常網路化——這很快就會讓公衆感到不安。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最近的所作所爲只有一個安慰。從戰略上講，跨大西洋的裂痕是一場災難。從文化上講，如果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聯繫減少一些，可能並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尤其是他們受過教育的精英應該開始與其他人交往。
回顧過去，冷戰時期的關係是最健康的，那時政治上的糾纏幾乎密不透風，但假裝一致的情況要少得多。
過度的癡迷並非都是單向的。JD•萬斯(JD Vance)是如何對英國的言論自由如此關注，以至於在橢圓形辦公室的電視直播中提出這個問題的？如果我們沒有達到第一修正案的標準，那是因爲我們沒有第一修正案，因爲我們是一個不同的國家。正如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德國的嘗試一樣，這種自負——我認爲是網路的產物——認爲北大西洋是一個共同的文化空間。
不過，問題主要在於歐洲。美國並非「文化帝國主義」。它有CNN，但沒有塑造世界新聞的公共使命，至少無法與BBC、法國24頻道、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和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相提並論。它沒有梅爾維爾學院(Melville Institute)來對抗那些以歌德和塞萬提斯命名的學院。它對電影、學術界和戰後繪畫的影響從來都不是一個有意識的、自上而下的項目，即使中情局(CIA)在冷戰中的文化角色比當時人們所知道的還要多。
不，這是歐洲人的選擇，他們希望透過美國來獲得生活的代入感。我自己總是把歐洲大陸微弱的經濟成長率與美國的相提並論，彷彿這是自然的比較。考慮到它們各自的年齡和歷史，真的是這樣嗎？即使歐洲是各大洲中的諾瑪•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沉醉於過去，又怎能不是呢？（譯者注：諾瑪•德斯蒙德是1950年經典電影《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中的虛構角色。她曾是默片時代的巨星，但在有聲電影興起後逐漸被時代拋棄。無法接受自己過氣的現實，她沉溺於昔日的輝煌幻想之中，最終走向悲劇。作者在此以「歐洲是各大洲的諾瑪•德斯蒙德」作比，暗指歐洲沉迷於過去的輝煌，而忽視當下的現實狀況。）
回顧過去，冷戰時期的兩國關係是最健康的，當時政治關係幾乎密不透風，但文化上的相似性卻少得多。20世紀保守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對美國的輕微反感，這通常會引發對歐洲項目的相應興趣。這種情緒有時會演變成愚蠢的反美主義。但它幫助歐洲大陸抵禦了可笑的斷章取義的想法和做法。作爲大西洋紐帶鼎盛時期的孩子，我從未聽過「upspeak」，即現代英國的成年男女採用帕薩迪納13歲孩子的腔調說話。我們所經歷的是冷戰的反面：政治上的隔閡與文化上不斷加深的模仿。
也許川普的衝擊會讓各方面都冷靜下來。上週末，加拿大自由黨(Canada』s Liberal)領袖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一場令人震驚的演講中，將美國在語言、移民吸收和其他文化基本方面的做法視爲『他者』。在這個時代，很難判斷是對他的好鬥感到遺憾，還是希望我們的總理也能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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