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伯格霍夫基金會執行董事，著有《亟待解決的問題：氣候與衝突》(The Burning Question： Climate and Conflict)。
氣候變化加劇了衝突，而隨著氣溫的不斷升高，衝突只會越來越多。但是，我們透過能源轉型來應對氣候變化，也會引發衝突，而且是以我們尚未開始應對的方式。
2018年法國「黃馬甲」抗議期間發生的這種暴力是溫和的。但現在，反對綠色政策的保守派和極右翼政黨把追求淨零排放、綠色轉型和氣候變化武器化，作爲文化戰爭中的「楔子問題」。雙方的激進主義可能會加深，甚至演變成暴力。
無論西歐和北美髮生什麼，與伊拉克、利比亞和奈及利亞等國的結果相比，幾乎肯定相形見絀。這些國家已經深受氣候變化和衝突的影響，其經濟以化石燃料爲主（在這三個國家中，化石燃料佔出口的89%以上），而化石燃料正在加劇環境危機，並助長國內腐敗和暴力。
受能源轉型衝擊最大的國家將是那些預算目前依賴石油收入爲其人民提供基本服務、就業、補貼和安全的國家。這種社會契約的破裂和隨之而來的剝奪，可能會導致叛亂、族羣間衝突，以及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基地組織(al-Qaeda)和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等極端武裝組織加速招募——政府也會採取暴力鎮壓作爲回應。
從化石燃料過渡預計會在其他方面引發衝突。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開採和出口可再生技術所必需的礦物質的地區將面臨許多石油生產國已經習慣的「資源詛咒」。
剛果民主共和國幾十年來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暴力事件，該國擁有全球70%的鈷儲量和全球第七大銅儲量，這兩種資源都是製造電池所必需的。武裝組織爭奪礦山的控制權，並利用收入延長衝突，而採礦往往在殘酷的條件下進行。隨著綠色轉型的需求在長期內提高其價值，爭奪這些「衝突可再生能源」控制權的動機也會增加。
許多其他國家擔心，隨著能源轉型步伐加快，它們也將遭受更嚴重的衝突。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阻止這種未被充分認識的威脅呢？
首先，在投資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時，需要對沖突風險進行更嚴格的評估。「可持續性」不僅需要適用於能源的生產或儲存，還需要適用於受影響社區的權益。在這方面，企業和政府都有責任確保它們的供應鏈不會助長濫用和衝突。
對於依賴石油的國家來說，經濟和收入基礎的多樣化至關重要。海灣地區較富裕的國家將其主權基金用於此目的，但不那麼幸運的國家也需要投資。可再生能源可以減少與化石燃料相關的集權、壟斷和武器化，就像在俄羅斯看到的那樣。幾乎每個國家都可以以分散、小規模和相對便宜的方式生產太陽能、風能和水力發電，這使得它們對好戰者來說用處不大。
在索馬利亞和馬利，聯合國維和特派團投資於離網太陽能發電，以減少對柴油發電機的依賴、減少排放和武裝團體操縱燃料供應控制的能力。這些倡議還可以爲當地社區創造經濟和建設和平的機會。正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將可再生技術與建設和平結合起來，可能會開啓「一種被低估的限制衝突和維護和平社會的工具」。
雖然大規模的綠色轉型給不同國家帶來了不同的挑戰，但所有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增加的衝突風險。發達經濟體需要更令人信服地向選民展示氣候行動的好處，比如改善醫療和基礎設施，以對抗淨零是「精英主義」和「覺醒」的說法。依賴石油的國家必須在外部力量的幫助下，緊急實現經濟多元化。那些既不屬於上述兩類，但正在經歷國內衝突的國家需要幫助，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可再生能源對和平建設的貢獻。
當務之急是避免以無意中增加暴力衝突風險的方式應對氣候變化。但是，如果不以對沖突更加敏感的方式來指導轉型的方方面面，我們就會陷入這種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