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個可能的世界裏，也許比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更容易預測，我不會每天早上急匆匆地檢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最新訊息，而是會定期監測加里寧格勒的天氣預報。我會熱切地期待著計劃已久的加里寧格勒之行，參加我最喜歡的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生日派對，顯然，他也是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最喜歡的哲學家之一。飛往莫斯科的航班和國內轉機已經訂好，我將浪漫地、不加思索地、有點不恰當地爲我的康德之行做著白日夢。（加里寧格勒原名柯尼斯堡，是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俄羅斯飛地，這裏曾是普魯士王國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此地區由蘇聯接管，並在1946年更名爲加里寧格勒。這個城市在歷史上以其哲學和文化遺產而聞名，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大部分生活和工作都在這裏進行。）

我是否應該模仿康德在當時的普魯士城市中傳奇般的下午漫步，就像康斯伯格的居民據傳所做的那樣，將我的手錶調整到與它一致的時間？我是否應該直接前往市中心，尋找那著名的「柯尼斯堡七橋」，這是由萊昂哈德•歐拉分析的數學問題，爲圖論奠定了基礎？我是否應該在普雷戈利亞（曾經的普雷格爾）河岸停下來自拍？或者我應該嘗試參觀14世紀的哥特式大教堂？

也許以後會有機會。對我來說，加里寧格勒最重要的地方無疑是康德那座樸素的墓地。

「伊曼努爾•康德 / 1724-1804 / 傑出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家。他在柯尼斯堡出生，生活，且未離開過，最後在此去世」，一塊蘇聯時代的牌匾如此寫道，這塊牌匾在1947年後不久被放置在那裏，當時這座墳墓出人意料地被儲存下來，沒有被拆除。當時，加里寧格勒在戰爭中遭到英國和蘇聯的轟炸，正在進行戰後重建，計劃將其變成一個充滿斯大林雕像和樂高式建築的蘇聯宣傳城市。

康德的墓地得以幸運地被VV柳比莫夫（很可能是一個假名）的神奇干預所拯救，他寫信給政府官方報紙《訊息報》，提醒當局康德的墳墓面臨著即將到來的危險。他想提醒他們，康德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自然辯證法》中得到了讚揚，恩格斯稱讚康德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打破了「僵化」的神學觀點。在對來自下方的民主的罕見回應中，部長會議的文化遺址委員會決定保護康德的墳墓，因此也保留了包含它的大教堂。

從那時起，權力機構和廣大公衆如何與康德及其思想進行互動，如何協商、吸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他的遺產，這爲我們探索俄羅斯與歐洲的更深層次緊張關係以及歐洲對自身的認知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2005年7月初，加里寧格勒-柯尼斯堡750週年紀念日前夕，當地大學更名爲伊曼努爾•康德大學。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和當時的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都出席了此次活動。現場充滿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和熱烈的握手。施羅德說，加里寧格勒「現在是俄羅斯聯邦最西部的城市」，儘管這對一些人來說仍然「痛苦」，但這是歷史。這座城市有「成爲一個真正的歐洲大都市、克服已經劃定的邊界」的真正機會。

在將悲慘的過去轉化爲充滿希望的未來的過程中，我們彷彿能聽到「甜美商業」理論的回聲：貿易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在加里寧格勒/柯尼斯堡，康德的才智和精神被用來鞏固德國的理性與俄羅斯的激情之間的特殊聯合，這種聯合後來被稱爲北溪1號和2號管道項目。

最近，普丁簽署的總統法令要求籌備康德誕辰300週年紀念活動。一家專門的俄羅斯網站上仍然寫著：「尊貴的學者們將齊聚康德教授出生、生活、工作並安息的城市，討論這位哲學家的遺產，以及他的思想對科學進步和現代社會的影響。」

我就是這些學者中的一員。或者更準確地說，我曾經是。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原本打算參加的國際會議——全球最大的康德學者聚會——被遷移到了德國。該活動（現已更新）的網頁對俄羅斯的侵略戰爭表示譴責，並解釋說，決定不再前往加里寧格勒是基於「合理的假設」，即大會「是在考慮其成員的利益和協會的目標」做出的決定。

最近，我發現自己又在進行一個思想實驗。康德會取消自己在加里寧格勒的會議嗎？從他在七年戰爭結束時對俄羅斯對其祖國的侵略行爲的反應來看，這似乎不太可能。

儘管康德是第一個用「敢於知智」作爲啓蒙運動定義的座右銘的人，這位18世紀傑出的哲學家和《純粹理性批判》的作者，並不因個人勇氣行爲而出名。1757年，當柯尼斯堡被俄羅斯佔領時，康德寫信給伊麗莎白女皇，向她保證自己的忠誠。他表示，若有背叛行爲，他將「立即通報當局，並嘗試阻止此行爲」。當時邏輯與形而上學的教職空缺，康德需要當局的支援，但他最終沒有得到這個職位。

有人可能會說，對國家的熱愛不應爲了一個普通的學術職位而被犧牲。然而，懦弱可能並不是康德的激進寫作內容與他較爲溫和的個人行爲之間不一致的唯一解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他的自由理論的政治要求。

在康德的理解中，自由是能夠對自己的激情和傾向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並自問它們是否有助於「啓蒙」的思考：正如康德所說，從「人類自我導致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啓蒙的過程依賴於三個原則：獨立思考，設身處地爲他人著想，始終保持一致的思考。他認爲，這些原則可以透過「公共理性的使用」來推進，這種方式與人們在自己的職業中（例如學生、教師、醫生、政治家、律師或資產管理人）對理性的「私人」使用有著本質的不同。後者是建立在接受權威的基礎上的，而前者則需要多元化、公正和批判性的參與。

隨著來自俄羅斯/烏克蘭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可能進一步擴大，重新閱讀康德的作品既令人深感不安，但也富有啓示性

在我們這樣一個公共精神不斷受私人利益衝突威脅的時代，與康德的抱負產生共鳴變得更加困難。相較於18世紀，儘管我們的交流方式更爲廣泛和包容（例如，政治參與形式上已不再僅限於財產所有者），但它也顯得更淺薄、更自信、更缺乏批判性。異議更多以喧譁的個人自我表達形式出現（最好是用手機記錄下來），而不是在集體的批判性參與中體現。

康德和我們一樣，生活在一個科技飛速發展但價值觀卻崩潰的危機時代。他爲理性塑造了一個角色，將其視爲一種普遍的溝通能力，試圖在懷疑主義和教條主義之間，即在無所信仰和盲目追隨潮流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這種理性的概念似乎更難以復興，因爲它們被破壞性的利益和政治承諾的個人化所束縛。

2024年2月12日，也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兩年之後，加里寧格勒州長安東•阿里哈諾夫(Anton Alikhanov)在一次會議上宣佈，對最近的戰爭負有責任的不是別人，正是啓蒙運動哲學家康德。阿里哈諾夫強調，康德「與我們現在面臨的全球混亂和全球重新調整有直接關係」；他的作品促成了一種「社會和文化局面」，在這種局面下，「西方違反了所有已達成的協議」。

這並不是康德第一次引起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憤怒。早在2018年12月，當政府進行了一次重新命名加里寧格勒機場的在線民意調查時，康德是最受歡迎的，直到一場指責他是「恐俄者」的誹謗運動導致他的雕像遭到破壞，他的墳墓被塗上了油漆，他曾住過的地方的紀念牌也被摧毀。

然而，這次阿里哈諾夫的話中有一種悲劇的諷刺，即康德與烏克蘭的軍事衝突有「直接聯繫」。畢竟，康德更爲人所知的是作爲哲學史上最著名的反戰論文《論永久和平》的作者，該論文於1795年出版。隨著破壞性衝突威脅擴大其影響範圍，從俄羅斯/烏克蘭到歐洲，從以色列/巴勒斯坦到中東其他地區，重新閱讀康德令人深感不安，但也許具有啓示意義。

這篇論文的標題靈感源於荷蘭一家酒館老闆的諷刺性匾牌，其中的「永久和平」指的是「墓地」的寧靜。當然，他從未知曉過核威脅的存在。然而，他的警告：「一場雙方同時毀滅的滅絕戰爭……只有在人類的廣袤墓地中才能實現永久和平」，聽起來頗有些陰森恐怖的意味。

論文字身採用了理想和平條約的形式，包含一系列條款，目標不僅是達成臨時的停火，而是徹底終止所有戰爭。康德批評了國家爲了戰爭籌資而輕易借貸的行爲。他認爲，債務在和平項目中是合法的，但在涉及到國際衝突時，金錢就具有了「危險的力量」，因爲「結合了政治家們的好戰傾向」，它「增加了發動戰爭的便利性」。

康德在其《論永久和平》論文中最知名的段落是那些主張國家權利必須基於「自由國家間的聯邦制」的部分。康德的提案試圖解決自1495年沃爾姆斯會議透過的「永久和平」法令禁止中世紀(Middle Ages)常見的私人紛爭以來一直困擾歐洲的問題。如果公民的安全不斷受到國際戰爭的威脅，那麼利用國家的強制力量來維護國內和平又有何意義呢？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那些現在壟斷了使用武力的更大單位之間的戰爭？

對於康德和羅素來說，和平主義並不僅僅是『轉過另一邊臉』的立場。

受到前輩們的努力啓發，包括聖皮埃爾修士提出的歐洲國家聯盟（包括俄羅斯）的建議，康德的計劃可能是最雄心勃勃的。這位普魯士哲學家堅持，除了18世紀的標準私法、公法和國際法，還必須增加一個他稱之爲「世界公民權」的新類別。

康德的世界公民主義建立在人類對地球的原始共有之上，承認了一種「權利」，即在不受敵意的情況下可以訪問任何地方。它還明確指出，由於全球互動已經發展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的權利受到侵犯，所有地方都會感受到」，因此世界公民主義的概念不是倫理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由於私人權利、公共權利、國際權利和世界公民權利是相互依存的，當其中一項權利受到質疑時，其他權利也會隨之崩潰。

康德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但他並不天真。在1943年撰寫的一篇知名論文《和平主義的未來》中，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區分了絕對和相對兩種立場。羅素認爲，前者的論點是「在任何情況下，剝奪人的生命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後者的立場是，「戰爭的罪惡幾乎總是比戰爭爆發時人們看起來的罪惡更大」；雖然有些戰爭值得一打，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等情況下，「造成的罪惡」比爲避免戰爭而做出必要讓步的罪惡更大。

康德的體系抵制這種計算：他的和平主義更注重原則而非後果。然而，對於康德和羅素來說，和平主義並不等同於早期教父們所持的「轉過另一邊臉」的立場，這也是正義戰爭傳統發展的回應。對於正義戰爭的倡導者來說，「轉過另一邊臉頰」的做法只在針對個人的暴力事件中才有意義，而不是針對整個無辜羣體的攻擊。正如正義戰爭的早期擁護者奧古斯丁所說，「正是對方的不公正，讓聰明人有責任發動正義戰爭」。

這一立場在18世紀的法學家中十分突出，似乎在21世紀的自由派政治家中也是如此。作爲對此的回應，康德提出的和平主義（這啓發了羅素）是政治論證的一部分。和平主義者充分認識到綏靖政策的風險，以及和平主義立場可能會鼓勵進一步的侵略。他們試圖強調的是戰爭升級的危險，以及歷史上以一方完全勝利結束的戰爭的罕見性。

康德的《論永久和平》一文常被引爲歐盟(European Union)的靈感來源：這個項目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曾經的死敵們共同致力於和平機構的建立。儘管有其侷限性，但歐盟不僅對引導西歐政治遠離自相殘殺的民族主義至關重要，也對那些努力與其共產主義過去和解的失望國家起到了關鍵作用。

近期，歐洲已變成一個頻繁援引善惡衝突來爲不負責任的暴行辯護的地方，戰爭的鼓聲也越來越響亮。隨著全球各國政府再次陷入軍備競賽，軍事工業的市場份額急劇上升。

軍事隱喻無處不在：有些人在歐洲境內尋找敵人，煽動移民威脅傳統價值觀的幽靈，同時公開主張將尋求庇護者驅逐出境。另一些人則預見到外部敵人的威脅，敦促我們爲「戰前時代」做好「心理準備」，正如波蘭首相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最近所警告的那樣。與此同時，那些主張妥協和細微差別的人，最好的情況下會遭到嘲笑和網路攻擊，最壞的情況下會面臨審查和壓制。

沒有什麼比我們被教條式地要求接受各種形式的戰爭——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更遠離康德的精神了。也許這就是危險所在。也許，戰爭在實際爆發之前就已經在我們的思想中打響了。也許我們正在被說服，好與壞是顯而易見的，正義必將勝出，邪惡必將受到懲罰，戰爭——無論是在思想世界、在政治領域、在我們的邊境，還是在前線——是唯一的前進道路。

在另一個可能的世界裏，我仍會選擇前往加里寧格勒。我會去，因爲我恰好同意康德的觀點，即我們唯一應該加入的戰壕是理性的戰壕。正如《論永久和平》一篇文章所堅持的，即使在最嚴重的過度中，也必須對敵人的人性保持一定的信心。如果康德在他誕生300年後還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教誨的話，那就是當追求徹底勝利的風險可能導致徹底滅絕時，升級總是一場災難。

Lea Ypi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政治理論教授，同時也是《自由：歷史終結時的成年》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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