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人們喜歡白色的傢俱。孩子們穿著名牌服裝。名爲諸如「布里安娜」的社群媒體達人對各種酒店健身房評頭品足。那些在Nobu喫飯的人毫不感到諷刺。這裏還有保羅•科埃略(Paulo Coelho)的讀者。
人們對杜拜吸引的人羣有一種偏見。我不會假裝自己在本週的旅行中根本沒有看到他們。但與同期的達佛斯相比，這次訪問讓我對全球事務有了更好的瞭解。
一個內陸國家的內陸城鎮是舉辦世界經濟論壇的愚蠢地點。正如青年運動武裝讓我們記住的那樣，世界經濟的論壇是海洋。達佛斯的環境鼓勵了一種千禧年之際對思想、「趨勢」和技術的癡迷，而不是地理事實。從抽象的話語中，你不會知道現代生活中有多少仍然依賴於有形物體的安全透過水域(或礦藏的分佈)。在杜拜，人們更容易看到是什麼讓世界運轉，這是因爲(而不是儘管)杜拜對事物的去知性化。
但這是最不重要的。當世界是由美國主導、以市場爲基礎、更加民主的時候，達佛斯是它的有益精華。在杜拜，美國只是多個施展影響力的國家之一，資本更受國家主導，政治價值觀可以協商。如今，杜拜是世界的一個更真實的寫照。當一個受制裁的俄羅斯人從倫敦騎士橋(Knightsbridge)搬到朱美拉棕櫚島(Palm Jumeirah)，或者一隻主權基金(而非一傢俬募基金)收購一項外國資產時，全球化正在進行——只不過不是按照西方的方式。
與此同時，如果美國將航道保護工作留給其不那麼自由的競爭對手，那麼杜拜的傑貝阿里港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我懷疑，再不會有「世界之都」了。權力過於分散。但在杜拜最能看到世界的趨勢。(曼谷也是一個不錯的有利位置。)從杜拜購物中心購物者的表情和聲音，你無法猜測自1945年以來，哪個國家一直是最富裕的國家，甚至歐洲是否比印度更富裕。除了機場，我這一週只聽到過一個美國人講話。(「這個地方太瘋狂了，」她在談到杜拜購物中心時說了兩遍，不無道理。)如果說「達佛斯男」和「達佛斯女」是來自富裕國家的富人，那麼「杜拜男」就是來自中等收入國家的富人，他們父母的一輩仍是窮人。
明確地說，我更喜歡達佛斯世界。隨著年齡的成長，我越來越多地像一個英國自由主義專制主義者，而不是越來越少。但如果目標是爲了對事態的發展有所瞭解，那麼偶爾經過杜拜，爲世界把把脈，也是明智的。另一種選擇？認爲全球主義者是熟悉倫敦和巴黎的人，這種自負是站不住腳的。
今年是托馬斯•曼的《魔山》出版100週年。這本書以達佛斯的一家療養院爲背景，以微縮的規模再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一個病人代表自由的人文主義，一個代表保守的反動，另一個代表頹廢，等等。在最後一幕，當主人公從山上下來戰鬥時，讀者知道整個文明都將陷入地獄。
一個世紀過去了，達佛斯再次瀰漫着一種慢性病甚至絕症的感覺。曾經不可戰勝的秩序似乎正在萌芽。杜拜值得一遊，因爲它揭示了這種擔憂至少有一半是正確的。是的，世界經濟中心(人們一直試圖計算出它的確切位置)正在東移。這些新財富的果實必須近距離觀察。
與此同時，看看西方元素的影響力有多大。美國海軍駐紮在巴林。杜拜國際金融中心實施普通法。如果美國把保衛航道的任務交給不那麼自由的競爭對手，傑貝阿里港將付出什麼代價？哪個外國投資者會相信他們合同的執行取決於反覆無常的命令，而不是判例法？
人們對達佛斯世界(Davos World)的衰落感到歡欣鼓舞。這並不意味著有一種模式可以取代它。杜拜的聰明之處在於沒有選擇。這種精神上的分歧延伸到寬容而又嚴格的道德準則，西方而又不西方的建築，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模棱兩可的地緣政治取向。我永遠無法確定這是地球上最不微妙的地方，還是最微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