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一國總理不好當，大國總理更不好當，中國總理尤難當。有些事情說了未必做，有些事情做了未必說，更多事情要等到臨發生，爲總理預設一個理論或主張，本就困難到極點。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中國的「兩會」，就創辦的初衷而言，正是「人們起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只是我們的監督和負責模式不是「紙牌屋」式的。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改革開放時爲經濟炸開缺口的人們已老去。也許可以在某個角落爲馬勝利、吳仁寶們塑一個像，不需太高太大，只以真人的規格，凝固一段歷史。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與晚清商人相比，王石們不再以企業家身份爲恥，積極探尋「企業家精神」；與民國商人相比，王石們不再視自我爲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積極參與社會重建。這一景象，可謂最近十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1998到2004年中國企業界國退民進的產權清晰化運動，就像車輛過「安檢」，都有「違規動作」，但「安檢」部門從未公佈「非違規法則」。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兩會」讓國企改革話題再成焦點。不少人認爲，要成爲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中國就必須讓國有經濟退出歷史舞臺。但「存廢論」只是將改革簡單化。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李途純的釋放僅僅是一個僥倖——他的「無罪」恰恰是建立在對手「有罪」的前提之下，對雙方而言，這都是一場「法罪錯位」的殘酷遊戲。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對吳英的死刑判決是制度性行爲，無論是投機倒把罪、貪汙行賄罪，還是集資詐騙罪，其核心主題在於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現行體制外的民間金融業。（編者注：本文是吳曉波在完成《浩蕩兩千年》一書後恢復本專欄寫作的第一篇文章）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傳媒業天生有社會公器的屬性，它與資本的逐利屬性將構成矛盾。在未來，有哪一種力量和制度可以對之進行均衡？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今天若到浙江溫州、廣東東莞和佛山去調研，你會看到十分驚恐的景象：激流之中，一羣又一羣的「溺水者」百般掙扎。溺水的是民營企業，受傷的是整個中國經濟。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要回答「中國什麼時候才能出現一個喬布斯」，其實只要回答另外一個問題就行了――「爲什麼在中國做民營企業總是那麼難？」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在是否存在「中國模式」這個命題上，人們形成了不同的陣營。如果以「中國模式」獨一無二爲由，拒絕更深層面的改革，將是危險的。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技能高超，忠於職守，男人個性豪爽，女人溫潤體貼，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如果從工商經濟和金融業的關係上看，在一個缺乏金融自由市場的國家，民間資本的壯大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在中國兩千餘年的歷史中，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對於中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應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我們曾經捅破過三層紙。而「第四層紙」至今仍立在我們面前，堅硬如鐵。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在一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爲變革目標的國家中，國有企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已經形成了強大盈利能力和產業控制能力的國有企業該如何變革？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在中國「兩會」上，企業家代表問政將會成爲一道熱鬧的風景線。當代中國企業家階層應該有組織、不依附、結同盟，求獨立——以此改變自己，進而改變中國。（這是作者撰寫的「兩會」期間談改革系列文章之三。）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中國經濟改革原本就缺乏「藍圖」，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識所維持的。但改革行程過半，共識已然需要激濁揚清。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中國經濟改革的漸進特徵，模糊了人們對改革迫切性的認識。很多人認爲，「今天無法完成的事情，明天就自然會改變」。這樣的觀念背後，存在五個認識誤區。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古往今來，中國輕視的其實是商人，卻從來不輕視商業。當中國直接進入到產業經濟之後，國家資本集團就與民營資本集團構成了競爭之勢，後者自然就遭到打壓。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在商鞅的經濟思想中，「強國」與「富民」是對立的。人民的貧困與無知被看成是國家兵源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雖然名聲不佳，「商鞅主義」在中國一直有市場。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當中國的實業家都一一的被「逼」成了投資家，當中國「實業之心」一一冷卻，那麼，可持續發展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又將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