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日明、傅蔚岡：深圳常住人口不太可能只有公開數據顯示的1138萬。有2000萬常住人口的觀點不算離譜。

韓碧如：在《龍在鑽石村》一書中，中國的城市大力擴張，吞噬周邊的鄉村。許多東西正在城市化的力量之下枯萎。

徐瑾：楊改蘭一家的悲劇揭示：小地方螻蟻，不如大城市的蜉蝣。從驅趕農民工到驅趕中產，大城市趨勢值得警惕。

絕大多數關於城市化的思考和著述都着眼於城市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對其所創造的價值卻缺乏充分探討。

聶日明、徐馭堯：如果上海希望打造一座真正的「全球城市」，就需要以更加開放的胸懷來面對和接納城市的居民。

國際移民組織與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佈的《世界移民報告2015》指出，中國已成爲國際移民新目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是居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

安邦諮詢：城市化率超過50%後，社會可能會進入風險高發期。中國需注意高城市化率風險，要注重城市發展內涵，避免在中國出現「貧窮的高城市化率」。

上海交通大學陸銘：移民對經濟社會發展有益，低技能勞動力流入會帶來新挑戰，應對辦法是公共服務均等化，不能把公共服務限於原住民。

如今中國有6100萬「留守兒童」。經濟學家稱他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必然代價，並預計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這一羣體可能產生嚴峻的家庭和社會問題。但另一些研究卻得出了與普遍觀點完全不同的結論。

FT專欄作家哈福德：我們熟悉種種經濟指標及對其批評。日本小村莊「蓧原」和紐約格林尼街的發展變遷，突出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自發性、分散性和不可預測性。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黃育川：印度調整GDP計算方式後，一些人宣稱，印度可能已經取代中國成爲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但若想像中國那樣取得持續成功，印度需要反思：印度城市化進程爲何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主席達爾德：世人也許還在糾結於「中國世紀」是否將取代「美國世紀」，但21世紀最重要的崛起是城市的崛起，最重要的取代是城市取代農村。

蒙古首都邊緣有一圈基本沒有任何市政服務、雜亂無章的「蒙古包區」。這裏曾被視爲蒙古現代化進程中的臨時副產品，但現在卻容納了烏蘭巴托60%的人口。

《中國經濟季刊》董事總經理米勒：中國城市化的規模非常巨大，甚至還需要更多的投資，即使這些數字在華爾街看來是「不可持續的」。

FT專欄作家庫柏：現代城市的生活每天都在變得更好，這得益於技術、數據、潮人風尚以及控制著城市的精英。當然，這只是對足夠富裕、能生活在這裏的人們而言。

FT亞洲版主編皮林：雖然印度還以「鄉村國家」自居，但該國城市化水準早就超出其自我認知。莫迪把握住了這一點，這是他贏得大選的一個原因。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黃育川：中國最新公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亮點不少，但缺陷在於要求「嚴格控制」特大城市規模，引導勞動力向中小城市遷移。這不僅違反「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還會加大中國實現生產率成長的難度。

南洋理工大學教授黃有光：中國人爲限制城市面積並無合理理由，18億畝耕地紅線本身就違反市場法則，這些限制用地的政策還會增加城市房價增速。

依據戶口制度，中國人在戶口所在地之外無法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中國官方的目標是加快城市化進程，取消戶口制度將消除這一目標面臨的最大障礙。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孫滌： 比起「貧二代」，「富二代」的負面作用是陪襯性的。「貧二代」融入城鎮和城鄉兩重天的落差彌合是一個過程的兩面，也是中國現代化必須超越的坎。

中國農業銀行分析師梁綺利：儘管「城鎮化」被賦予很多中國式期許，但其本質與「城市化」一脈相承；中國經濟正處轉型階段，如何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面臨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