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法授權公安部門建立禁止在中國運營的「不受歡迎的」組織名單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龔刃韌：《紐約時報》經歷的兩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憲法訴訟說明，在遏制總統及政府濫用權力上，新聞出版自由和司法獨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公益人才讓多吉：《慈善法》草案中「管理費」和「合作公開募捐」的規定，可能爲政府和官辦慈善公益組織留下腐敗空間。慈善組織行業約束和資訊公開纔是重點。

邁耶霍弗曾在律所工作，後來轉行開了一家專爲律師服務的心理治療所。邁耶霍弗認爲，自己的律師經歷讓他更能理解律師光鮮表象下的辛酸。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劉遠舉：爲何一個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政策在出臺前一點風聲都沒有？寬馬路、大小區、大院子正是產權保護和公民權利低下的產物。用導致錯誤的方法去糾正這個方法犯下的錯誤，結果很可能不是改正了這個錯誤，而是加重這個錯誤。小區到底打不打開，政策最終應由城市居民自己來選擇。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當前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心態開放、能接受政府隨意「拆牆破院」的民衆，而是心態開放的政府，以尊重市場規律、城市規劃原理而不是「拍腦袋」方式決策。

龔克：面對恐襲風險，法國社會黨政府提出修憲動議，考慮對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雙重國籍公民褫奪國籍，引發各派激辯。此事對中國有何啓發？

FT中文網撰稿人劉波：集資詐騙罪廢除死刑說明，專家與大衆並非對立，而是法治改革的盟友關係。在死刑適用範圍縮小後，死刑執行中暴露出的問題將變得日益突出，而這些難題的緩解需要依賴社會的合力。

作家謝宏：在紐西蘭，交通傷害賠償都由政府機構ACC支付，納稅人每年需交納這項稅費。法律條款的目的應是引導民衆向善，否則就應該修繕。

Trusted Sources中國總監芬比：中共四中全會公報強調「法治」建設，但其實中國盛行的是「法制」，中國領導人仍在堅持以法律約束民衆的法家傳統。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鄧聿文：讓親人互相檢舉揭發，無疑會摧毀正常的倫理親情，不但給個人家庭，也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文革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天則研究所區域發展研究中心趙旭：五年前倉促的食品安全立法目前面臨大修，但政府角色仍未重新界定。應在資訊充分披露基礎上讓市場自行選擇，政府充當裁判者。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守英：中國改革的成功邏輯是，先有底層實踐，對不合理的政策與法律進行突破；再有決策層的認可與改革；最後是法律修改與法制化實施。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劉遠舉：在中國現實語境中，一個因人而異的惡法比一個一視同仁的惡法更惡，希望透過特權階層繞過惡法來消解惡法，是緣木求魚。

FT專欄作家庫柏：同性婚姻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得到法律認可，爲左翼人士指點迷津：他們需要學會使用右翼的措辭。比如保守主義者愛談「家庭價值」，支援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打家庭價值這張牌。

FT專欄作家哈福德：防禦性的專利政策看似務實，但它成本不菲，並且存在限制。一波波的防禦性專利申請讓專利局應接不暇，導致專利質量低下。

FT專欄作家約翰•凱：機率思維在應對復發事件或重演的歷史時是不可或缺的，但面對特殊事件和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時，它卻往往無能爲力。

FT專欄作家斯卡平克:過去這一年中發生了兩件事情，都涉及過境問題，一件發生在北京，一件發生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扎比。兩件事都凸顯出法治的重要性。

義大利法院判處未能準確預測地震的科學家犯有過失殺人罪是一項錯誤的裁決，法院應該有更好的方式來安撫拉奎拉居民的不滿。

索羅斯和阿比德：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的是，全球貧困人口已經減半。但如果我們不能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法治，這些成果就可能付諸東流。得到法律賦權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線。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時候，世界才能戰勝貧困。

這個世上適用於富人的法律是一套，適用於窮人的則是另一套。當倫敦金融城警方決定不對JC Flowers前英國首席執行長進行欺詐調查時，你還能得出什麼別的結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