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鄧聿文：讓親人互相檢舉揭發，無疑會摧毀正常的倫理親情，不但給個人家庭，也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文革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天則研究所區域發展研究中心趙旭：五年前倉促的食品安全立法目前面臨大修，但政府角色仍未重新界定。應在資訊充分披露基礎上讓市場自行選擇，政府充當裁判者。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守英：中國改革的成功邏輯是，先有底層實踐，對不合理的政策與法律進行突破；再有決策層的認可與改革；最後是法律修改與法制化實施。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劉遠舉：在中國現實語境中，一個因人而異的惡法比一個一視同仁的惡法更惡，希望透過特權階層繞過惡法來消解惡法，是緣木求魚。

FT專欄作家庫柏：同性婚姻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得到法律認可，爲左翼人士指點迷津：他們需要學會使用右翼的措辭。比如保守主義者愛談「家庭價值」，支援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打家庭價值這張牌。

FT專欄作家哈福德：防禦性的專利政策看似務實，但它成本不菲，並且存在限制。一波波的防禦性專利申請讓專利局應接不暇，導致專利質量低下。

FT專欄作家約翰•凱：機率思維在應對復發事件或重演的歷史時是不可或缺的，但面對特殊事件和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時，它卻往往無能爲力。

FT專欄作家斯卡平克:過去這一年中發生了兩件事情，都涉及過境問題，一件發生在北京，一件發生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扎比。兩件事都凸顯出法治的重要性。

義大利法院判處未能準確預測地震的科學家犯有過失殺人罪是一項錯誤的裁決，法院應該有更好的方式來安撫拉奎拉居民的不滿。

索羅斯和阿比德：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的是，全球貧困人口已經減半。但如果我們不能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法治，這些成果就可能付諸東流。得到法律賦權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線。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時候，世界才能戰勝貧困。

這個世上適用於富人的法律是一套，適用於窮人的則是另一套。當倫敦金融城警方決定不對JC Flowers前英國首席執行長進行欺詐調查時，你還能得出什麼別的結論呢？

中英律師交流協會會長馬誠修：在中國實施「走出去」政策12年之後，中國本土的律師事務所正在加入先前一直由能源和電子電器行業主導的海外擴張大軍。

讀者chenyehe：我贊成張教授起訴周立波名譽侵權。在此之前，我們也可以在道德上譴責周立波。但這些都無關於「言論權利」。不走法律途徑，光玩「教養」，不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