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學會李成接受專訪，稱中國不會成爲與西方完全一樣的民主國家，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正進行有價值的探索。

張立偉：中國面臨類似問題：經濟成長停滯和因貧富分化而日益增加的不滿，這種環境往往導致民粹主義崛起。

隨著「深港通」啓動在即，投資者的興趣可能返回股市。即便中國房地產熱潮降溫，深圳的吸引力也將繼續存在。

許成鋼：討論文革的性質，不可迴避的問題是文化革命會不會重演，或者更寬泛一點的問題是：類似於文革的這樣的悲劇會不會重演。

萬喆：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起點，教育資源配置非均衡會惡化階層差距，加劇不平等。什麼造成了不均衡？是招生制度？是教育基礎？還是招生制度與教育基礎的脫節？

曾於裏：學界認爲中產階層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器，但太多例子證明，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並不明顯，他們呈現出保守、自私與犬儒，是一種普遍現象，也有制度根源。

笑蜀：如果說物質的普遍貧困爲當年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帕累託改進的難得契機，那麼今天權利的普遍貧困，則可能爲社會轉型創造帕累託改進的難得契機。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霧霾等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中國缺少人民能夠參與決策並監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實能有效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政策。

FT中文網首席財經評論員徐瑾：權威人士爲何再談宏觀經濟？這一次定調基準是做減法，意味著未來宏觀調控風向可能出現取捨。中國道路的未來出路在於改革端。

FT中文網專欄作家沈建光：中國政府是否不準備堅持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原則？改革是否會走回頭路？近日習近平考察小崗村釋放的政策信號，表達了繼續改革的決心。

FT中文網專欄作家老愚：八十年代，「一無所有」的中國年輕人真心渴望改革，願將熱情和力量奉獻給自己的國家。那時改革這個詞本身就是召喚，給人前行的勇氣。

天則所所長盛洪：將國有企業改變爲市場中的公平競爭者，讓各種生產要素自由交易，不僅會促進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也會推動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結構調整，以適應成長期結束之後的新情況。這一調整要從分配開始，使人民創造的財富較多分配給百姓，而不是國家。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中國問題應以立國、立憲、立教、立人爲旨歸，其核心義項可以歸納爲「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

維也納大學東亞學院漢學系夏白鴿：今年是中國開始憲政改革110週年。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結果而言，110年前的歷史軌跡竟能與今日直接銜接，且共同之處頗多，弔詭之處亦似。然而，中國的歷史還是不要再繼續相似下去爲好。

北溟：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核心可概括爲「均衡的經濟不發展，發展的經濟不均衡」；借其理論視角，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行」和「不行」。

經濟學家王小魯：中國收入差距過大的局面一直沒有根本改變，出路只能是綜合性改革、多方面的體制改革，而不是調一調薪酬、改一改個稅的稅率就能解決問題的。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劉勝軍：今天中國要湧現袁庚這樣的改革促進派，不能簡單地指望官員的覺悟和責任，更重要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創造出改革的正向激勵。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有感於文革會否捲土重來，疑慮復擔憂，遂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重申中國是十幾億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建勳：從專政走向憲政，需要改變錯誤的觀念和認識，需要改變高度的集權制度，需要走自下而上的變革路徑，需要一些人挺身而出。

歷史學者章立凡：反思百年來不斷循環的民間期許與官家承諾，你會發現，中國人每過幾十年就會做一回「中國夢」。今天「中國夢」已升級到最新版本，但未來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