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國家土地管理局鄭振源：新城鎮化要求的土地改革意味著一系列變化，現存的部門間意見分歧，政府角色以及土地市場的主體及交易權益等問題仍需更多討論而後行。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土地制度改革，必須跳出土地行政指標層層分解嚴格控制的思維慣性，突破土地財政的惡性循環，緊緊圍繞人口城市化的主線，才能突破。

FT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英國的授勳制度似乎是舊時代留下的遺蹟，不適合引介，但它恰恰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中國可以考慮授予退休官員貴族頭銜，以避免他們干政。

巴黎政治學院實踐教授戴維斯：中國在金融領域不像在外交上那麼自信，達佛斯年會上反覆討論的是：人民幣是否將爭奪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影子銀行發展的風險是否可控？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陶然：中央「一號檔案」給出一些土地改革信號，包括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融資，但若不允許買賣，銀行不會有積極性，小農戶利益還將受損。

FT亞洲版主編皮林：和上屆政府癡迷追求經濟擴張相比，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已明確警告，不會再不計成本地追求成長。如果中國政府將更高質量的經濟成長作爲目標，則需要讓私人部門扮演更重要角色。

FT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中國在樂觀氣氛中邁入新年，得益於中共對改革經濟模式、提高國際地位的承諾。很多觀察家認爲習近平有能力實現改革承諾，但他強硬的領導風格也有令人擔憂的一面。

英國前商務大臣曼德爾森：有一個有趣的比喻稱，30年的快速發展大大彌合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硬體」差距，但「軟體」差距仍然存在。中國需要在三個特別重要的領域升級其「軟體」：國有企業、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責、地方政府的角色。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史正富：中國經濟發展奇蹟既非依靠壓低消費，也非粗放低效，原因爲何？如果前三十多年改革主題是解構計劃、創造市場的話，那麼，下一輪改革主題就是政府再造。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秋風：過去20年，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撕裂，但又同時構築了自己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迅速成長。有此爲基礎，就有可能找到一條中道的改革之路。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政府只應擁有「市場經濟的權力」，對它應進行「社會主義的問責」，而不是正好相反——以「市場經濟」給政府卸責，以「社會主義」爲政府擴權。

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許成鋼：中國的分權式威權制曾透過地區競爭機制解決了普通威權制解決不了的激勵問題，但這一制度同樣也是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成長，有賴於對這一制度的改革。

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姚樹潔：中國政府屢次承諾要走上一條更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如今終於付諸行動。我認爲，中國經濟放緩非但不值得擔心，反而有理由讓人感到樂觀，因經濟飛速成長不僅難以持續，也會危及中國長期穩定。

中國民生證券研究院管清友、李衡：2014年中國經濟將迎來改革破冰，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風險釋放。2014年需要重點關注內外風險的交織，改革能否啓動深化轉型？

中國國家檢察官學院瀋海平：司法改革旨在切斷省以下司法與行政部門的利益勾連，但諸多地方檢察官的反應卻沒有那麼樂觀，現實的利益博弈比理論邏輯要複雜得多。

FT中文網編輯馮濤：有人將2013年視爲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元年。但此時也是舊的發展模式積累的風險最有可能爆發的時期，昔日的「危機鬥士」角色顯然已不再適用 。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劉勝軍：意識形態阻力、既得利益阻礙和官僚主義慣性是中國改革的三大障礙。在不改變中國現有權力運行體制的情況下，能依靠的只有政治家的領導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陶然：系統性改革格外講求次序，突破口選錯可能導致更糟的結果。中國在金融和財政體制改革方面需特別謹慎，最應果斷推動的是難度較大的實體部門改革。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即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討論過是否應將中國官方經濟成長目標降至7%，但如果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提出的改革計劃能夠得到嚴格執行，就將極大地改變市場激勵機制，從而可能使未來幾年GDP年增速提高到8%以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劉煜輝：中國要想推進調結構，必須犧牲掉一定的成長速度。未來宏觀政策方向並非關死流動性的閘門，而是讓其流向有效率的部分，同時積極推進存量債務重組。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成長勢頭依然強勁，打破了先前外界對中國經濟將大幅放緩的預期。中國能在推進改革的同時保持增速嗎？經濟學家分成了不同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