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森特能夠成爲美國財長的提名人有什麼獨特之處？
第一點，他與川普關係緊密，內在的經濟理念是一致的。而且他一直在支援川普，他們能夠在經濟政策上比較好的相互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和川普的互補性。因爲川普下一步主要經濟思路的核心理念就是「讓美國更強大」，這會集中體現到美國的經濟成長上。近年來通膨問題一直困擾美國，美國這幾年的貨幣政策對抑制通膨是有效的，慢慢到了一個正常的狀態，目前還在降息。但是如果川普出臺經濟政策刺激經濟成長，一定又會使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加。貝森特會在成長和通膨的平衡上發揮他的專業作用。而且，川普更多的是一個企業家思維，貝森特提供的是一種金融家的思維，尤其是對沖的思維，風險管控的思維，所以就平衡了川普帶來的很多風險。
第二點，集中反映在對解決美國債務問題的堅決態度上。貝森特曾多次提過，如果還像民主黨人這樣用天量的債務來推動經濟成長，那麼美國嚴重的債務問題、財政赤字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他提出了被稱爲「333方案」的經濟政策主張，包含三個核心目標：到2028年將預算赤字降至GDP的3%，透過放松管制實現3%的GDP成長，每日增產300萬桶石油或等量能源。他對這些重大經濟問題的認識判斷以及自身的能力，可能是他成爲獲得提名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點，貝森特還有一個特質：他是一位對沖基金經理，一直在市場的一線。這與之前的一些財長略有區別，保爾森、葉倫更多是掌管一個重要機構或者擔任高級職務，因此在政商關係方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貝森特在政治上相對是一個素人。受到的相應的顧忌、干擾會少一些，可能會更加按照政策的需求去考慮問題。其實，即使在對沖基金經理這樣一個領域裏，他也非常獨特。他在羅傑斯、索羅斯等國際著名的對沖基金的機構裏邊長期工作服務，並取得了優秀的業績，而且貝森特對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匯率影響方面有很深入、豐富的瞭解和實操經驗。而且對日元及其日本政界高層，之前也都有一定的研究和交往，並且在投資中經過了市場的檢驗。
第四點，是貝森特的知識結構。他不僅是基金經理，也曾經在耶魯大學授課。說明貝森特不僅在業界有這樣的資歷，在學界也有一定的積累甚至影響。雖然與葉倫無法相提並論，但是至少說明他的學術上有一定的積累和背景。而且，他受索羅斯等人的影響，在哲學、心理學等知識體系及與投資相關的其他知識結構有一定的支撐。他應該比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更適應目前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
第五點，貝森特有交易員的背景。在中國，可能爲認爲交易員是一個低層職務，但在美國，許多有這樣背景的人成爲影響極大的精英，也能夠進入到高校擔任教授，能夠在金融機構做到非常高的職務。例如，《黑天鵝》的作者叫塔勒布出了很多暢銷書，影響巨大。他們是市場的操作派、實踐派，對市場的認識，對經濟規律的理解，以及對風險管理的各種金融工具的認知，都有利於以極強的專業能力和足夠豐富的經驗來應對各種複雜局面。
貝森特的經濟政策主張及其對全球經濟影響？
他的經濟政策主張與川普大同小異，比如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稅收改革、金融監管的放鬆等。是在宏觀治理層面儘可能寬鬆，在微觀企業發展層面給予更多自由和活力的一個自由化的過程。所以也有人說，下一步的美國經濟政策更接近於里根時代。但這樣就有點兒太籠統了。
首先，在能源政策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他提出了「333方略」，其中有一個核心目標，就是每日增產300萬桶的石油。把它與債務縮減、經濟成長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對拜登的能源政策是完全否定的。他對能源生產的復興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主張放寬對化學原料行業的限制，增加國內的能源生產。
其次，債務問題——這是當時里根時代沒有的問題。作爲對沖基金經理，他具備結構性思維。而不是總量的思維。因此對於化解債務問題，可能會採取把短期債務轉爲長期債務降低短期償債壓力等手段。類似於馬斯克做效率部部長降低成本，他會採取很多措施首先把既有債務成本降下來，減少政府支出，控制赤字，優化財政的透明度。
第三，放松管制、減稅等。所以他很像一個企業家和金融家來思維了，按照政府的角度去給企業家和金融機構鬆綁。尤其是美國有可能從金融危機之後的強監管週期走出來。管制會放得更松，這是促進美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這樣可能會讓全球經濟受到壓力，因爲國際稅收和管制會有競爭，美國降低、放鬆了，別的地方也要降低、放鬆。
最後一個方面的影響是對我們都最關心的貿易的影響，因爲川普的這種加關稅的思路是非常明確的。所以貿易戰還會衝擊未來的全球的經濟成長，全球化受到影響可能會加劇。在這個時候，貝森特也非常重要，因爲他對國際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體系有著比較深刻的瞭解，對包括外匯市場、股票、債券、大宗商品市場等各個市場，還有實際操作的經驗。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會對川普大幅度加徵關稅的政策，可能做一種平衡。
貝森特如擔任美國財政部長對中國的影響
首先，因爲他對貿易的態度與川普有細微的差別，會淡化川普在這方面的威脅。貝森特對關稅的態度，更多的是一種談判的策略，讓中國在一些經濟領域做一些讓步。所以，可能中美之間的緊張貿易關係，由於貝森特上臺會有所緩和，或者說方式上會有所變化。
第二，但在其他的對中國的政策影響方面，我們可能還是要承載比較大的壓力。因爲貝森特作爲市場人士，可能不太會像葉倫等那樣從公共政策、全球治理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尤其是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可能受影響會更大一些。對此，應有一些風險預判。能源方面中國也會受到一些衝擊，中國的能源進口、新能源的發展，也會因爲貝森特對美國的能源復興的措施受到影響。對製造業也有類似影響，他希望美國的製造業會繼續的復興或者回流。
第三個是關於匯率政策。在這方面壓力比較大，因爲貝森特是多次匯率阻擊戰的主戰方，而且他曾作爲索羅斯阻擊英鎊和日元的操盤手、實戰派。而且他自己也說，他從市場上最大的收益是來自於外匯而不是股票、期貨等其他領域。未來外匯市場的波動，包括外匯體系的漏洞、套利機會都可能會成爲他關注的地方。對美元升值他的態度是積極的，但主要還是市場和經濟平衡的角度來考慮。一方面他熟悉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機制，另一方面，他又尊重市場，這對我們有利也有弊。他對亞洲貨幣體系有一定的關注，包括日本現在經濟狀況，瞭解還是相對深入的。比如，他認爲日元是大幅低估的。
總體而言，他的政策更多考慮美國利先，也就是孤立主義，這方面在經濟上會更加突出。全球化帶來的紅利會進一步消失，風險進一步增大。不但是對中國，對全球都是一樣的。尤其是對中國現在的企業出海也構成一種壓力。出海本身是全球化退潮大勢所趨、一種戰略選擇，更需要企業增強這種風險意識和抗風險能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亦爲《香港國際金融評論》執行總編輯
本文編輯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