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即將結束，一切走向新的「不確定」。在最近八年中，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段較長期的艱難歲月，而中美關係又將面臨一個新的「分水嶺」。在新冠疫情期間對中美經貿施加了巨大壓力並極力尋求中美經貿關係重置的川普重新贏得了總統大選，即將在新年的1月20日展開其第二個任期。在經歷了對中國反覆且矛盾的系列政策後，中美產經衝突集中在川普新任期前爆發，在相互威懾與制裁後，中美依然保持理性和可談判的空間，儘管目前是拜登執政，但一切將取決於川普。
中美經貿領域的博弈具有其固有的深度和複雜性，經過川普與拜登八年的任期，直接後果是中美關係出現新的轉向。一種維持經貿要素流通但安全與競爭要素突顯的中美關係基本已經成勢。
首先在貿易關稅上，其實中美兩國建交的重要保證就是美國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這一貿易地位，相當於中國變相地承認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但享受美國提供的類「公共物品」與政策紅利，即美國對中國開放市場，中國承接美國的「外包」以實現代工貿易，進而獲得國家發展的經濟基礎。可以說，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是中美建交中一個重要的信任契約，而目前美國威脅取消中國這一待遇，意味著中美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貿易部分需要進行重置。如果PNTR取消，那中美貿易關係就更缺乏規範，衝突的隨機性會更強。中美在關稅問題上的密集衝突接近八年，但中美依然保持著每年超5000億美元的貿易流動。現實是，雙方都在爲高關稅而付出代價，同時兩國政府不約而同地在國內做著深刻的政策和產業調整。美中同作爲全球重要的消費市場，中國並不把關稅作爲常用工具使用，形成對外製裁效應，但川普與拜登領導下的美國海關關稅卻成爲常用的對外製裁工具。
在直接投資領域，在川普第一任期中，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在出現短暫的密集投資緩衝後迅速下跌。這種下跌的主要原因在於政策層面的因素以及疫情帶來的不確定，而拜登政府則更加註重吸引對美國的乾淨能源產業有利的中資企業赴美投資，比如民主黨主政的州府對國軒高科與寧德時代提供的超十億美元級的支援。拜登對TikTok實施了較爲「溫和」的威懾。儘管中國頭部企業在歐巴馬執政時期基本完成了對美直接投資，在美國的存量投資蔚爲可觀，但在近八年中，大量中資企業撤離美國本土，大量在美存量投資企業在獲得相應的經濟收益的同時，總體上處於弱勢地位。在兩任總統任期中，中國對美直接投資能夠產生政策影響力的案例較少。
在金融領域，中國著力推動「去美元化」，並藉助雙邊貨幣互換、戰爭衝突、援助等因素擴大人民幣在全球的影響力，然而美元依然「一家獨大」。中國在過去的近十年中，依然難以撼動美元的主導地位。隨著中國經濟走弱以及美國經濟在通膨的環境下保持新的成長，這使得美元的地位越發突顯。美國經濟成長的企穩，也使中國政府有信心去增持美國國債。8月15日，美國財政部公佈了6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其中顯示，中國6月增持美國國債11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854億元），總持倉增至7802億美元，這是在常態化的減持趨勢下，中國又一個百億級大手筆增持。這反映了在國債的售買關係中，中美依然維持著理性。
當然，在拜登政府的執政四年中，中美在產業領域最大的特徵是中國長期積累的礦業優勢，尤其是在鋰電以及稀有金屬上的優勢，已經深刻地轉化爲對美國的競爭優勢。這一系列產業競爭使美國首次處於巨大被動地位。中國擁有全球礦業網路、礦石精煉和提純、市場規模等綜合性優勢，這種優勢迅速轉化爲電動車和無人機產能，中國第一次引領了全球產業變革，當然這種變革在帶來市場支援的同時也招致了強烈抵制。中國在稀土等礦業上的天然優勢，使得中國在面對晶片禁運和制裁之際，能夠採用近乎對等的手段打擊和弱化美國特定軍工企業的優勢，這在之前是難以想像的。這也使大國工業產業的競爭越發有向原材料迴歸的趨勢。而針對中國的反制裁，美國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特定企業的壓制。制裁本質上壓縮了特定跨國公司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和空間，給中國有潛力的企業崛起造成困難。拜登則繼續報復以高關稅，因爲美國政府認識到自身市場對中國出口企業的重要性，而高關稅確實對中國出口企業以及中國企業在全球的投資和商業佈局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中美關係的「重置」難以避免，因爲目前二戰後的秩序基本處於被緩慢打破的階段，或者已經喪失了大部分功能，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已接近失能，聯合國難以約束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發動侵略鄰國的戰爭，二戰後的秩序在大國帶頭破壞與不服從的背景下走向瓦解，其合法性與認同度均受到了挑戰。世界主要大國均在著力掙脫二戰後秩序的束縛，比如俄羅斯採取了冒險的軍事政策。美國祭起了關稅政策，尤其重要的是採取「反」傳統全球化的道路，力圖中止「外包」，並尋求產業「迴歸」。關稅是攪動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關鍵，即美國不再以本土市場作爲類「公共物品」，而是聚焦於大國競爭，並不認爲單方面提供類「公共物品」有助於夯實本國領導地位，而是需要以「現實主義」和實力來維護領導地位。
川普當選後，首當其衝接受考驗的依然是中國在美國的跨國公司，比如直接受到威脅的TikTok註定要面對諸多的不確定性。而中國在美國的存量投資，如一些軍工企業、一些具有軍民兩用意義的民用產業等均可能受到新的安全審查。新的流量投資爲了規避國家安全審查風險，大機率會選擇改頭換面進行投資。相比於在第一任期中的「任性」、「懵懂」與「政治不成熟」帶來的政策反覆並最終導致競選連任失利，目前川普已經成爲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初步完成黨內統合，並致力於改造美國的國內政治經濟規範與秩序，重塑美國政府與行政。在國際上，川普力圖重塑美國領導權，尋求透過經濟外交以及對外招商引資等途徑，重塑美國過往的工業製造業榮光。
可以展望，在關稅層面，由於川普政府的主要目的在於吸引特定國家的企業赴美投資，所以新任期內，對華高關稅依然會持續，但在便利美國弱化通膨的大宗產品上，中美談判的空間會更大。中國由於經濟本身走弱，同樣要遏制美國透過關稅槓桿撬動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可能出現的新熱潮，儘管美國依然是中國企業佈局全球資產的最佳東道國，但中國政府限制對外投資的政策因素會對這一過程產生深刻影響。
在直接投資領域，美國經濟成長以及對關稅的恐懼會刺激一批中資企業赴美投資，同時美國對外資審查的規範設計基本已經完成，除非契合美國國內市場需要或擁有競爭力的技術，否則在流量上，涉技術類的投資依然很難透過。當然，如何對待TikTok會成爲中美投資關係的一個新分水嶺，因爲TikTok業已成爲美國民衆的一個消費現象與習慣，成爲中國服務業對美直接投資的代表。但從長期來看，TikTok很難在美國實現長久立足。而另外一個對TikTok施壓的可能理由是其母公司字節跳動業已成爲中國人工智慧的新力量，打擊TikTok有助於削弱字節跳動的綜合實力。中美在直接投資領域的衝突，會出現一新的高峯。
在金融領域，由於中美已經有了固定化的金融對話管道，這成爲一種「次元首」的外交溝通管道，可以較好地協調兩國匯率與貨幣政策，同時這一管道已經相對成熟並被拜登政府視爲一種政治遺產。相信在川普新的執政期中，這一管道依然能夠發揮作用，但在是否購買美元國債議題上，中美博弈會更加複雜，因爲中國政府從來不會放棄取代美元或實現對美元地位的對沖這一雄心。
中美關係的重置，從弱化經貿投資要素互動開始，一切都在轉變。世界經濟態勢會在中美相互「脫鉤」的進程中實現新的力量重組，無論「脫鉤」還是「掛鉤」（比如近期《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簽署再續約五年）中國都會是其中的重量級參與方和利益攸關方。中美如何相處？中美貿易與合作如何再構造？這是中美兩國政治精英和民衆都需要回答的重要議題，因爲中美關係已經並非像18世紀那樣，隔著太平洋這個物理距離，略有瓜葛、相安無事，而是經過建交後近半個世紀的深度相互依賴構建，已經到了牽一髮動全身的地步。無論是學術界從學理邏輯分析中美關係動勢，還是政策界以國家利益爲中心的權衡取捨，兩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均要回答如何在中美關係轉型中更好地維護和實現各自國家利益這一核心命題。當然，中美兩國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兩國政治制度對塑造產業的積極性、創造性、規模性、革命性的國內國際政治動員能力的競爭，所有經貿要素流動的背後是兩國政治制度所推動的生產要素優劣勢與運行效率與可持續發展質量的博弈。儘管在AI時代一切貌似若隱若現，虛實相間，但綜合國力的競爭這一國際政治「鐵律」不會變。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中開國際事務（NEIA）評論與研究主筆，主要研究中美政商關係，跨國公司與國家安全、產業投資與國家競爭，微信號：porsche91011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