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前軍情六處處長和英國駐聯合國大使
我們常常認爲中東是圍繞阿拉伯世界建立的。巴格達和大馬士革曾是歷史上的權力中心。20世紀，開羅和貝魯特成爲該地區的文化之都，直到它們衰落，其影響力被沙烏地阿拉伯和海灣的石油和天然氣財富所取代。
今天，令人震驚的是，該地區最強勢和最有影響力的三個國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都是非阿拉伯國家。每個國家都由一位年長的老將領導。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過去28年中擔任了17年的以色列總理。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在土耳其掌權近22年，而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則擔任伊朗的最高領袖已有35年。就像200年前的法國波旁王朝，他們既不學習也不遺忘。
在哈馬斯(Hamas)於2023年10月7日發動的羞辱性災難性襲擊後，以色列迅速反擊。其武裝部隊和情報機構不僅扭轉了對哈馬斯的局勢，也對黎巴嫩真主黨(Hizbollah)及其在伊朗的支持者進行了反擊。在此過程中，內塔尼亞胡無視以色列最親密朋友的建議，對保護平民生命表現出極少的尊重。以色列在西方的長期支援有所削弱，但其核心敵人已被嚴重削弱。
以色列展示了它是一個新的斯巴達——一個擁有無與倫比軍事力量的小國。但其政治家們拒絕接受這樣的觀點：如果猶太民族要享有持久的和平與安全，就需要與巴勒斯坦人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以色列對加沙沒有計劃，除了無限期佔領，除非它未明言的計劃是將那裏的巴勒斯坦人驅趕到埃及，同時儘可能多地吞併被佔領的西岸(West Bank)。遺憾的是，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測，一年後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將不會比現在更接近實現。
新年伊始，以色列的注意力集中在2024年的大輸家伊朗身上。哈梅內伊在身體和政治上都明顯變得虛弱。他的主要繼任者候選人是他的兒子穆吉塔巴。第二代獨裁者憑藉特權和權利上臺。他們沒有經歷過鬥爭的傷痕，也沒有學到他們父輩所獲得的艱難教訓。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是敘利亞的一個無情領導者，但他知道權力的界限以及何時談判。他的兒子巴沙爾則沒有這些技能。結果是更加殘酷，最終導致政權崩潰。
失去敘利亞盟友的經歷應該讓伊朗軍方對王朝繼承保持警惕。他們將努力確保新的最高領袖在政權內部不是全權掌控。然而，停滯不前的專制政權的新領導人可能會帶來意外。鄧小平和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就是明顯的例子。對伊朗來說，更近的例子是沙烏地阿拉伯在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領導下的轉型。他們都認識到自己國家的脆弱性，並尋求經濟和政治戰略，通常包括對外界的一些開放，以支援未來幾十年的專制體系。這在伊朗似乎不太可能，但也不應被排除。
一個削弱的政權爲新的談判提供了機會，即使哈梅內伊長老再堅持一兩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可能更傾向於達成政治協議，而不是參與內塔尼亞胡偏好的軍事行動來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以色列會辯稱，德黑蘭會在談判中拖延，同時祕密推進核武器的研發，而現在對伊朗來說，這一戰略理由更具吸引力。這些都是合理的擔憂。哈梅內伊對美國的信任度甚至比美國政客對伊朗的信任度還要低。可能需要德黑蘭的新領導層才能讓伊朗改變方向。
2024年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驚喜是阿薩德政權的垮臺，爲敘利亞人民開闢了一條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道路。土耳其和以色列一樣，去年是贏家，但它也面臨著抓住新機遇的問題。艾爾段似乎透過扭曲的庫德問題視角來看待敘利亞，這將使敘利亞反對派領導人更難團結起來，制定一部承認其國家宗教和民族多樣性的新憲法。
艾爾段是一位傑出的倖存者，他在整個地區和非洲提升了土耳其的實力。他展示了政治伊斯蘭的理念可以取得成功，並不一定導致建立伊斯蘭國家和嚴格的伊斯蘭教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可以爲現在掌握大馬士革權力的沙姆解放組織(HTS)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Ahmed al-Sharaa)提供一個榜樣。
這對西方國家的首都以及利雅得和阿布扎比(Abu Dhabi)來說是一個教訓。我們對沙拉的極端主義背景保持警惕是正確的。然而，年輕激進分子從政治暴力走向國家領導的道路是常見的。未來的外交任務是透過大膽解除制裁、取消恐怖主義禁令，並盡力支援敘利亞反對派團結，來最大化敘利亞成功的機會。
西方國家的首都似乎本能地選擇慢慢放鬆繩索，並在意識形態上抵制伊斯蘭主義者。但這條道路更可能導致我們最終要麼像利比亞那樣出現分裂，要麼像突尼西亞那樣出現新的獨裁者。西方國家還需要避免重蹈波旁王朝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