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這個時候，許多人回顧過去的12個月，責備自己沒有取得更多成就，並決心提高生產力。然而，我開始懷疑，個人是否真的是我們效率的最大障礙。似乎越來越多的時間被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佔據：合規要求、「電腦說不」系統，以及冗長的語言。
1930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預測，技術進步將使他的孫輩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然而，實際上我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忙。凱恩斯沒有預料到電腦化的呼叫中心菜單會長篇大論地告訴我們數據將如何處理，並敦促我們嘗試訪問網站。當然，我們已經嘗試過了，否則我們爲什麼要拿起電話進入第六層地獄呢？
他也沒有預見到辭彙和術語的激增，這似乎是21世紀的一個標誌。在英國，富時100(FTSE 100)的平均年度報告現在包含的頁數比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說還多。在美國，標普500的ESG報告在三年內成長了五分之一。董事會檔案也在擴展：平均長度爲226頁。美國和英國的大多數董事會成員在調查中表示，這些檔案對理解業務影響不大，甚至成爲障礙。
爲了對比，我建議閱讀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描述DNA分子結構的論文，只有幾頁長。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葛底斯堡演說，曾感動整個國家，僅有10句話。兩者都比我桌上大多數報告的引言要短。這裏是我剛拿起的一份報告中的一句話：「吸收能力的缺乏很容易成爲持續創新的關鍵瓶頸」。這份報告是由一家諮詢公司撰寫的，主題是——呃——生產力。
幾個月前，我坐在麻薩諸塞州的一家咖啡館裏，努力不去聽一個女人在電話中冗長地討論她的簡報是應該說「關鍵學習目標」還是「利益相關者成果」。上週在倫敦，我見到了一個朋友，她被要求爲白廳的一個部門提供建議，結果她提前發出的兩頁筆記被官員們變成了她所稱的「文字沙拉」，會議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解讀上。
我們是如何培養出一羣寫晦澀難懂文字的人呢？當人工智慧模型以此爲基礎進行訓練，產生更多胡言亂語時，我們該如何應對？管理顧問對此負有部分責任。多年前我在麥肯錫(McKinsey)開始職業生涯時，我們被教導使用簡潔明瞭的短語，比如「快速勝利」。如今，許多顧問報告充斥著冗長的文字，可能是爲了掩蓋思維的空洞，或者爲更高的費用提供理由。然而，即使是按小時收費的人也不願意真正閱讀這些內容。美國律師約瑟夫•金布爾(Joseph Kimble)進行了一項精彩的實驗，發現律師和其他人一樣不喜歡複雜性。當金布爾將兩種版本的法院判決發送給700名律師時，他們壓倒性地更喜歡易懂的版本。
「當你寫得越多，人們理解得越少。」 這些是英國政府設計手冊中的智慧之言，手冊敦促官員們用簡明的英語寫更短的句子。不幸的是，這個資訊正在被忽視。公共部門的某些部分是效率的典範——我剛剛向「Tell Us Once」服務報告了一位年長親屬的去世，該服務會在系統中傳遞喪親之訊——但其他部分卻是行話的堡壘。一個爲希望與三個倫敦市政會簽訂建築合同的建築師準備的框架協議，除了其他冗餘的問題外，還詢問潛在申請者他們將如何「概念化協作社會價值，以及他們將實施哪些策略來支援客戶透過與利益相關者的協作最大化社會價值回報」。
據說，這份檔案的一個目的是鼓勵小公司參與建築工程的投標。然而，他們在努力撰寫足夠詳細的回應以滿足標準時，將面臨最大的壓力。
我想起了人類學家戴維•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狗屁工作：一種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他認爲現代大約三分之一的工作毫無意義，僅僅是在爲他人制造工作。這些工作包括「任務主管」：那些創造不必要工作的中層管理者；以及「打下手的」——比如遊說者和行銷人員，他們試圖推銷沒人需要或想要的東西。格雷伯的論點引發了巨大反響，許多人寫信承認，他們自己也有一份狗屁工作，並因此感到痛苦。
冗長——或者用前任首席大法官伊戈爾•賈奇(Igor Judge)的話來說，就是「焦慮的知識遊行」——讓我們感到痛苦。沒有人願意被邀請參加「創意會議」。
在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的小說《銀河系漫遊指南》中，戈爾加芬查姆星球透過將所有市場顧問送去殖民新星球來解決廢話工作的難題。在地球上，或許組織可以開始將那些製造無意義複雜性的人轉移到有用的崗位上。這可以降低我們的血壓，節省時間，甚至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至於我，我計劃將簡明英語運動(Plain English Campaign)作爲我2025年的慈善項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