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第一任期開啓的關稅大棒是否推升了美國通膨，以及大國情形下關稅的經濟效應如何，這些問題關係到川普2.0時期關稅威脅的可信度。自2018年6月15日起，美國政府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其中對約340億美元商品自當年7月6日起實施。川普第一任期加徵關稅後美國通膨走勢如何？2018年6月，美國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別爲2.8%和2.2%，2021年1月川普離開白宮時美國的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均爲1.4%（本文將2021年1月20日川普離開白宮定義爲川普1.0結束），可見，川普1.0時期關稅大棒開啓後美國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別下降了1.4個百分點和0.8個百分點。加徵關稅後美國通膨反而有所下降，加關稅似乎並沒有推升川普1.0時期美國的通膨。川普12月8日在接受NBC主持人提問時還曾提到：「如果你看看我的（第一任期），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們擁有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我對很多國家徵收了很多關稅，我們賺了數千億美元，並且沒有引發通貨膨脹。」
川普第一任期加徵關稅美國通膨有無顯著上行？
事實並非表面這麼簡單。首先，川普第一輪加徵關稅時期正值次貸危機之後全球大寬鬆和低通膨週期。次貸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經歷了長達10年左右CPI低於2%的低通膨時期（除了個別年份如2011年CPI同比增速2.7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09年發達國家CPI同比均值爲0.13%，2020年疫情元年，發達經濟體CPI同比均速僅有0.68%。而川普第一任期的關稅大棒時期（2018年6月-2021年1月）正處於後疫情時期發達國家央行對低迷的通膨束手無策之時，加徵關稅對發達國家流動性過剩疊加供過於求的局面也無濟於事。
但2020年的疫情和發達國家應對疫情的超級寬鬆政策改變了低利率和低通膨的「雙低局面」。因政策效果略有滯後，自2021年發達經濟體CPI同比增速才明顯回升並達到3.1%的水準，並於2022年和2023年再度攀升至7.31%和4.63%（數據來自IMF）。一方面疫情限制了供給扭轉了供給過剩的局面；另一方面，爲了應對疫情衝擊，2020年3月美聯準宣佈大幅降息50基點，隨後當月再次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 0至0.25%，繼次貸危機之後美聯準首次將基準利率下調至零附近。同時美聯準還宣佈再度開啓量化寬鬆政策，並推出針對企業、家庭和重點人羣等系列紓困措施。疫情帶來的供給端約束，疊加財政貨幣寬鬆刺激需求等打包措施明顯推升了美國的通膨水準。
川普加徵關稅後的首個任期內，美國通膨確實沒有明顯上行。川普加徵關稅對美國通膨的助推作用是在他離開白宮之後才顯現。這與疫情時期推出的超級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關稅對美國國內通膨的影響具有時滯效應有關。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21年川普離開白宮的第3個月，即2021年4月起，美國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別上升到4.1%和3%，明顯超過美聯準2%的目標水準。之後由於通膨持續大幅上行，美聯準於2022年3月開始了加息週期，一直到2023年9月美聯準停止加息。
考慮到關稅對美國國內物價的影響存在時滯，以及進口關稅對物價的二次通膨效應，川普第一任期內加徵的關稅對疫情後美國的通膨大幅上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關稅獨立作用於通膨效果不顯著，而且影響並非立竿見影。正如後疫情時期美國貨幣政策大寬鬆但通膨依然低迷，可以說川普1.0時期加徵關稅未推升美國通膨是因爲搭了低通膨時期的便車。但當關稅疊加疫情對供給端的約束，在美國財政貨幣大寬鬆等需求側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美國通膨最終大爆發，併產生了顯著的「肥尾效應」。持續高溫的美國通膨使得美聯準進行多輪鷹派加息，並最終於2023年9月將美國聯邦基金基準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5.25%到5.50%的限制性水準。在美聯準連續鷹派加息的作用下，美國通膨水準大幅回落，美國通膨逐漸朝著2%的目標水準邁進。之後美聯準於2024年9月開啓降息週期並首次降息50基點，該月美國CPI和核心CPI同比分別下降至2.4%和3.3%。
但是美國進口關稅的影響還未消除，美聯準政策校準之後，美國經濟逐漸走向軟著陸。同時由於美國勞動力市場保持韌性，美國通膨可能在國內需求推動和關稅帶來的成本推動雙重作用下產生「肥尾效應」。最近美國勞工部公佈的10月美國CPI數據仍有小幅反彈，且核心CPI未如期下降，這或意味著加息週期結束之後，包括前期關稅在內的因素導致美國通膨可能必須經歷更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美聯準2%的目標水準。
加徵關稅對美國通膨的總量效應不明顯但結構性影響顯著
儘管川普第一任期美國CPI總水準沒有顯著上行，但結構性通膨問題是存在的。2018年6月-2021年1月川普第一任期內，美國某些細分項CPI大幅上漲，這些細分項與中國的比較優勢商品高度吻合，部分屬於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科目。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2018年6月-2021年1月期間，美國電腦、外圍設備和智慧居家助手CPI同比大幅上漲5.3%；錄音和錄像製品、電視、音響設備、攝影器材和用品期間CPI分別上升12.6%、15.9%、12.9%、10.8%（季調，下同）。美國錄影和錄音CPI同比上升2.7%；工具、硬體、戶外裝備和用品、運動商品CPI分別上升2.4%和2.7%、
家電和汽車及零組件等中國具有優勢的科目相關價格也有上升。2018年6月-2021年1月川普第一任期間美國個人消費數據顯示：大家電、洗衣設備、其他家用設備和傢俱三項CPI分別上升10.7%、10%和10.2%；新汽車和卡車、二手車CPI同比分別上升1.9%和9.8%；輪胎和機動車部件及設備CPI同比分別上升3%和0.3%。中國出口競爭力較強的輕工製造部分商品也有較明顯的上漲。如女童服裝和女士外衣CPI同比分別上升8.6%和3.6%；室內植物和花卉CPI同比上升7.7%；珠寶和手錶CPI同比上升4.7%；玩具、遊戲、興趣和遊樂場設備CPI同比上升9.4%；休閒商品CPI同比上升3%；菸草製品CPI同比上升3.7%；無酒精飲料及飲料原料和碳酸飲料CPI同比分別上升4.9%和6.8%；糖及糖代用品CPI上升6.6%。日用化工類中的家用清潔產品CPI同比上升5.7%。以上這些商品不僅在川普第一任期有所上漲，在川普離任之後仍有上漲，一方面表明美國個人消費者對中國這些科目的商品需求具有剛性，也表明關稅對美國通膨的影響存在滯後效應。關稅的「肥尾效應」未來如何演繹及持續時間還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但是必需品的關稅其影響將一直存在並轉嫁給國內消費者，成爲輸入型通膨的一部分。
美國關稅大棒加劇了美國逆差，但改善了貿易條件
川普第一任期加徵關稅並未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的貿易逆差在川普1.0時期繼續惡化。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2021年川普1.0時期，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金額分別爲4297.3億美元、4783.95億美元、4186.6億美元、4517.3億美元5760.8億美元；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分別爲2757.8億美元、3232.7億美元、2957.7億美元、3164.8億美元、3963.7億美元，可見川普1.0時期加徵關稅與中國關稅反制並未改變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趨勢。川普第一任期推行關稅大棒之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規模除了2019年略有下降，其他年份均在增加。這或與中國對美出口貿易商品結構以及中國出口商品競爭力、中美國際收支項目等因素有關。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一般爲產業間貿易，兩國商品呈互補型，加徵關稅反而擴大了美國貿易逆差規模。
但中美貿易條件來看，加徵關稅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條件有所改善。貿易條件指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相對價格變動的指標，反映該國出口商品的國際價格相對於進口商品的國際價格的變動情況（貿易條件指數=進口價格指數/出口價格指數*100）。若貿易條件指數上升，意味著一國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速度快於其進口商品價格上漲的速度，或者出口商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慢於進口商品價格下降的速度。這種情況通常被稱爲是貿易條件的改善。相反，若貿易條件指數下降，意味著一國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速度慢於其進口商品價格上漲的速度，或出口商品價格下降的速度快於進口商品價格下降的速度，這種情況通常被認爲是貿易條件的惡化。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川普第一任期結束時，2021年1月美國對德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拉丁美洲和歐盟的貿易條件分別爲：107.5、97.2、103.1、102.1、102、104.1和101.3（以2017年爲基期，非季調數據），其中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條件指數小於1，表明美國對加拿大的進口商品價格總體低於對加拿大出口的價格指數，美國出口相對加拿大處於不利地位。此外，2018年6月—2021年1月期間美國貿易條件指數的變化來看，美國對德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拉丁美洲和歐盟的貿易條件分別變動：3、-1.9、0.5、1.6、0.2、2.5、-0.1個單位，表明期間美國相對於德國、拉丁美洲、日本、墨西哥和中國的貿易條件改善，但對加拿大和歐盟的貿易條件惡化。可見，川普第一輪關稅期間總體上中國相對於美國貿易條件有所惡化，但惡化的程度不及德國、日本和墨西哥，而這些國家在川普1.0時期並未遭受川普的關稅大棒。因此，綜合考慮川普1.0時期美國貿易逆差繼續擴大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擴大、同時中國對美貿易條件略有惡化的實際，可以說中國經受住了川普第一輪關稅大棒的挑戰。
對於世界第一大發達國家，且處於貿易的買方地位，美國對他國加徵關稅使得美國本國的貿易條件改善。大國加徵關稅，一方面會導致該國進口減少，即使由於進口商品價格彈性小而進口量或金額沒有減少，也會使得出口國的價格失去部分競爭優勢，這是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後美國對中國貿易條件改善的原因所在。
美國關稅大棒的得與失
既然美國加徵關稅無法改善貿易逆差，那麼美國爲何還要再加關稅？首先美國經濟成長主要依靠國內消費和私人投資，淨出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爲負。中國經濟成長依靠淨出口的程度高於美國，美國對消費的依賴程度高於中國。其次，美國國內消費中服務消費佔較大比重，當然，服務消費也與商品消費密不可分，不能完全分割服務消費中隱含的國內商品消費或進口商品消費。從2018年-2021年美國個人消費支出（PCE）的同比拉動的貢獻來看（數據來自WIND），期間對美國個人消費貢獻上升幅度最大的細分項主要是：醫療護理、交通運輸、食品服務和住宿、金融服務和保險、傢俱和家用設備耐久財、娛樂商品和車輛耐久財等，而食品、汽油燃料和服裝等，儘管這期間也有不同程度上升，但2021年之後均有明顯下降。其中個人消費中的醫療和交通服務消費與商品貿易密不可分，而藥品、傢俱及家用設備、車輛等耐久財是美國自中國進口額度較大的科目。
其次，美元是國際貿易的最大受益者。美國的貿易逆差持續了50餘年，逆差問題具有複雜性和長期性，不是加徵關稅能夠解決。此外，中國對美國資本項目逆差，貿易項目必須放在更廣泛的國際收支語境考慮。而1970』s時期，隨著石油輸出國組織將美元作爲國際原油的支付和計價貨幣，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越來越廣泛。沒有全球自由貿易，就沒有美元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地位。美國對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貿易逆差、對歐洲的貿易逆差、以及對亞洲和北美的貿易逆差事實上鞏固了美元在全球資本項目中的地位，美元是自由貿易的最大收益者。
最後，美國財政收支嚴重失衡，關稅利於提高美國財政收入。2020年開始美國政府財支出開始突破6兆美元。2023財年美國財政支出爲6.13兆美元，而美國財政收入4.44兆美元，財政赤字規模高達1.7兆美元。平衡美國財政收支，尤其擴大財政收入，是美國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但究竟是提高消費稅還是提高關稅，是美國政府的一個技術性考量。川普第一任期加徵關稅後，美國財政收入中的關稅明顯提升。2018財年，美國關稅收入開始突破400億美元（413億美元），遠高於以往年份。此外，從美國經濟成長的最大貢獻項消費相關的稅收來看，2018年美國消費稅949.9億美元，是美國關稅的2.3倍。而2021年美國消費稅爲752.7億美元，關稅已高達799.9億美元，美國關稅額度已經超過國內消費稅，可見川普第一任期加徵關稅後美國關稅對財政收入的提升作用顯著。2017年美國關稅佔美國GDP的比重爲0.18%，而2021年已經上升到0.35%。需要說明的是，爲了增加美國財政收入，同樣是稅負加給美國消費者，加消費稅推行的難度遠遠高於加徵關稅，這或是川普「迷戀」加關稅的主要原因所在。但關稅對美國財政收入的提振作用也會逐漸遞減，尤其是如果關稅的提升抑制了進口額度，那麼美國進口的減少也將降低美國關稅的稅基。
毫無疑問，自由貿易是一個多贏結局。川普政府只看到美國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看不到自由貿易下美元地位的不斷增強，也忽略了美國貿易逆差國和資本順差國「一幣兩面」的事實。無論如何，經歷過川普1.0時期長達四年的壓力測試，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具備應對川普2.0的經驗，市場對川普競選時針對中國的關稅及非關稅措施也有一定預期。此外，中國政府也已密集出臺系列的穩外貿措施，對跨境電商和企業出海也給與多方面支援。中國官方也在持續推進經貿關係的多元化，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東盟、歐盟、以及阿拉伯等國家的外交和經貿聯絡，以應對沖川普2.0時期的外貿衝擊，這些或相對利好跨境電商、自由貿易區、供應鏈、物流等主題，對中國具有出口競爭優勢的行業板塊有利。202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國政府提出「全面擴大內需」。中國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夯實內循環基礎，激發內生成長活力，這纔是應對瞬息萬變國際政治經貿局勢最大的底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