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川普在競選過程中多次聲稱，要向所有貿易伙伴額外加徵10%或者20%的關稅，並且向中國額外加徵60%的關稅。市場一直在揣測他實施關稅計劃的具體力度與節奏。
11月26日，川普透過社群媒體宣佈了首份關稅計劃，就職後將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徵25%的關稅，對中國加徵10%的關稅。川普這個決定與之前宣佈的有很大差別，除了公開的理由，以關稅應對非法越境和販毒行爲之外，還有其他考慮嗎？未來川普可能繼續提高關稅，甚至取消與中國的，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截止到2023年底，美國最大的進口來自於墨西哥，其次是中國，加拿大排名第三。2020年美墨西加談成了新的貿易協議，美國對外的平均關稅是3.4%，額外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徵25%之後，平均關稅就上升到了28.4%。2018-2019年中美多輪貿易戰下來，截止到2023年底，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是19.3%，現在額外加徵10%的關稅後，平均關稅就上升到了29.3%。因此，一種合理的可能是，川普希望把最大的三位貿易伙伴的進口關稅對齊，統一提高到28%-29%。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出口企業的利用關稅差別來進行套利。
爲什麼加徵關稅無法縮小貿易逆差？
川普出招讓墨西哥和加拿大承壓，但這並不代表其他貿易伙伴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也不代表中國無需擔心更高關稅了。畢竟這只是川普宣佈的首份關稅計劃，未來變局加碼都是可選項。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川普的長期目標，儘管從理論和實踐上都無法取得成功，但這並不會妨礙川普繼續揮舞他鐘愛的關稅大棒。
從理論上來說，無論關稅高低，一個國家經常賬戶的差額恆等於國內民營企業的淨儲蓄（通常爲正數）和政府的預算盈餘，也就是國內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與美國的財政赤字是「孿生」現象。2017年至今，川普和拜讀透過的刺激國內需求的各項法案，導致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不斷擴大，也就是儲蓄少於投資，貿易逆差自然也就水漲船高。針對不同國家提高關稅只會改變貿易逆差的分佈，但無法阻止貿易逆差總額的攀升。
數據上，2018年美國發動貿易戰之後，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有所減少，但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逆差持續擴大，美國的貿易逆差總額和佔GDP的比重都在繼續擴大，已經快接近2006年最高的逆差水準。事實是美國貿易逆差總額和佔GDP比重下降最明顯的三年，就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2007-2009年。
相對於其他國家，美國更大力度地刺激國內需求自然會帶動美元走強，而美聯準控制價格的貨幣政策會進一步增加美元的吸引力。然而，美元走強會抑制出口，增加進口，這會導致貿易逆差的擴大。按照初級教科書的想法，如果美元保持不變，國內供需不變，提高關稅的確會帶來貿易逆差的縮小。但其他經濟不可能不變，美國宏觀的微妙之處恰恰在於美元和供需會變化到不僅完全抵消掉高關稅的效果，而且會引發更大的貿易逆差。川普未必能夠理解這個複雜的過程，但過去的數據就是活生生的現實。川普啓動貿易戰後，美元走強，貿易逆差擴大。
在第二任期，川普一方面計劃減少美國企業的所得稅來刺激需求，一方面又計劃驅趕非法移民來限制供給，供需失衡必然會帶來高通膨與高赤字，自然也會帶來更高的貿易逆差和更強的美元。要知道，即使馬斯克能順利推進政府支出削減，更高的進口關稅能夠增加政府收入，這兩項合計也無法彌補減稅帶來的財政收入下降。
美國的公共債務規模剛剛突破36兆美元。沃頓商學院的研究顯示，相比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基準預測，川普在競選中宣佈的政策建議將在未來十年內使得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再增加14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如果真的把縮小貿易逆差當做政府目標，川普應該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樣纔可以降低國內總需求，同時壓低美元，這樣纔可以增加出口，減少進口。
現在，很多機構都模擬了川普加徵關稅不同組合的後果，這些模擬結果幾乎都顯示即使美國只向貿易伙伴加徵10%的關稅，會使得美國實際GDP低於正常基準最少0.16%，最大負面衝擊超過1%並在2028年達到3.6%（穆迪預測）。平均來說，GDP會減少0.5%。一旦貿易伙伴報復，GDP遭受的負面衝擊會更大。
一項大模型模擬的結果是加徵10%的關稅，主要經濟體的GDP下行從高到低排列分別是墨西哥，加拿大，美國，日本、中國，德國。對川普政策不同的組合還顯示美國經濟在短期內將面臨更高的價格水準，但隨著經濟的降溫，物價水準也會逐步走軟。與預期的結果一致，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會縮小，反而會繼續擴大（McKibbin, Hogan, and Noland，2024a）。
如果川普還大力驅趕非法移民，並且干預美聯準的運作，那麼即使他能夠順利實行減稅和放鬆監管，美國經濟都會遭受嚴重的負面衝擊。而這兩個動作對中國倒是沒有什麼負面影響。當然，我之前擔心的最壞結果就是隻對中國加徵60%的關稅，甚至取消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簡稱PNTR），這兩種情況下中國經濟遭遇的衝擊都會大於美國。
爲什麼中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此重要？
相比加徵關稅，我更擔心的是美國取消中國的PNTR地位。從30多年前我讀大學開始，每年中央電視臺都會報導，美國國會又一次爲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吵得不可開交，也就是要不要向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和其他正常貿易伙伴一樣的低關稅。從歷史根源來說，美國1930年透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一直對非市場經濟國家設置很高的關稅，但中國是一個例外。中美建交之後，從1980年開始，美國給中國設置了正常貿易關係下的低關稅。
但這樣的NTR待遇並不是永久的，而只是臨時的，每年國會都要審查批准是否繼續延期。如果不延期，中國享受的低關稅就會跳漲變成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高關稅（不同行業面臨的關稅稅率不同）。由於這種臨時性帶來的不確定性，外商到中國投資生產總會擔心貿易關係發生變化，中國企業也一樣會畏手畏腳，這就限制了中國生產和貿易規模的擴大。
1989年事件發生後，美國衆議院從1990年到2001年每年都提議取消與中國的正常貿易關係，平均支援率達到38%，而且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都取得成功，只不過沒有得到參議院的支援。因爲美國企業家覺得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好處就會被歐洲企業家拿走。
所以，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每年都獲得了臨時NTR的延期，出口關稅一直保持在低位。1999年11月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0年10月美國國會透過法案給予中國 PNTR 地位，這個變化的背後離不開兩國領導人和企業家的共同努力。中國2001 年 12 月加入WTO，2002年1月PNTR正式生效。
不確定性消失之後，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每年都快速增加，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國享有比較優勢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也迅速增加。雖然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開始變大，但在川普成爲美國總統之前，並沒有什麼人說要打貿易戰和取消中國的PNTR。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改變了這一切？原來在2000年之前，美國製造業工人長期維持在1800萬人，但到了2010年，美國製造業工人大幅下降了600萬人。美國幾位名校的教授經過一些不完整的計算後就認爲中國加入WTO，向美國出售廉價商品衝擊了製造業，造成了200萬人失業，其餘400萬人失業是美國自己的問題。川普就抓住了這個「中國衝擊」說，主張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爲製造業工人創造就業，成功當選總統。
其中一個研究就發現，美國原來一些向非市場經濟國家徵收高關稅的行業（例如玩具產業的關稅高達70%），在中國獲得PNTR地位之後，因爲不確定性下降更大，所以這些行業向中國的投資力度更大，但也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失業的工人更多。
這個研究最有意思的發現是，由於歐洲國家一直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所以歐洲和中國企業對於雙方之間的貿易不存在不確定性，所以2000年之後，中國出口商品規模變化不明顯，也沒有明顯衝擊歐洲的就業。這個對比也說明了PNTR的重要性。
很可惜的是，在應對貿易戰上，中國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並不瞭解相關研究，反而錯誤地認爲，中國在獲得PNTR之前和之後，美國對中國的進口關稅從來沒有變化，因此PNTR無關緊要。加上其他一些偏離事實的認知（比如高估了美國對中國貿易的依賴，對經濟模擬結果的誤導性解讀，對美國貿易逆差的錯誤歸因，完全不承認「中國衝擊」說等等），使得談判中的雙方矛盾論不減反增，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
川普發動貿易戰之後，美國總的貿易逆差繼續擴大，美國許多政客並不願意面對經濟學的真相（即本文第一部分），反而頑固地認爲，如果貿易戰也解決不了美國的逆差，那就取消中國的PNTR，回到每年審查貿易關係的老日子，這樣既可以把美國企業投資留在國內，也可以限制中國的貿易出口。
但這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研究發現，取消PNTR，中國的GDP會在未來四年每年相比基準降低0.5%-0.6%，美國GDP也會降低0.1%-0.2%（McKibbin, Hogan, and Noland，2024b）。因此，中國政府絕對不能低估保持PNTR地位的重要性，必須與美國談判減少分歧。
有意思的是，前文提到的那幾位名校的教授重新研究數據後發現，中國衝擊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美國失業問題主要是美國稅制變化、超級大企業採用機器自動化替代工人造成的。此外，雖然中國出口商品衝擊了美國製造業，但大大幫助了美國的非製造業，主要是房地產行業和服務業。整體上，與中國的貿易增加了美國的總就業和總收入（Wei, Wang, Yu, and Zhu, 2018）。只可惜，川普幾乎從來不批評自動化，美國政客也聽不進去這些客觀真相。
如何應對川普2.0的挑戰？
如前所述，美國的貿易逆差，製造業空心化都有著複雜的成因，加徵關稅是無法解決的。川普第一任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在第二任期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要大於好轉的可能性。
但是，2025-2028年，中國可能會面臨川普政府越來越大的加徵關稅的壓力。川普現在宣佈的10%關稅只是權宜之計，不排除未來逐步升級。我們認爲這一次中國政府不太可能採取針鋒相對的應對，相反，更可能採取務實接觸和擴大貿易伙伴的做法。中國增加對美國商品的購買，將中國製造業轉移到美國生產，都有助於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川普反對中國繞開關稅到第三國生產，但可能允許中國具有領先優勢的企業在美國投資，僱傭美國工人，實現其重振製造業的目標。
近期一項研究發現，2016年到2023年，中國、美國和歐盟各自的貿易總額，以及貿易佔GDP的比重都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換言之，即使處於貿易衝突中的國家有「脫鉤」表現，他們也都增加了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在全球187個有雙邊貿易的國家中，有46個國家與中國的相對貿易成本減少，與美國的相對貿易成本增加，構成中國貿易集團。類似的，美國貿易集團有43個國家，剩下的98個國家屬於不結盟集團。研究有最重要的兩個發現：第一，三大集團裏面中位數國家的實際收入都是提高的，說明脫鉤並不意味著實際收入下降；第二，美國集團內的中位數國家加入中國集團，實際收入反而會上升。中國集團內的中位數國家加入美國集團，也是如此（Bonadio, et al.，2024）。
因此，當川普揮動貿易大棒，會有更多的國家成爲中國的貿易伙伴。如果中國能夠延續2018年開始的降低貿易伙伴關稅的做法（中國對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平均關稅降至6.5%），加大單邊開放的做法，都會明顯緩衝中國面對的外部挑戰。
當然，中國政府更好的做法是以更大力度的內部改革來迎接外部壓力。中國在9月底10月初啓動的「五隻箭」政策力度，必須在未來數年持續加碼。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必須從過去的重生產經濟結構轉向重消費的經濟結構，必須改變錯誤的「節衣縮食」觀念，必須借鑑日本「失去三十年」的教訓，必須凝聚「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共識，也必須學習川普希望推動的財政貨幣雙寬鬆做法。除了救助房地產和提振家庭消費，政府返還企業欠款，將逐步帶動經濟走出低谷，告別通縮螺旋。即使川普未能獲勝，這些也都是中國逆轉經濟勢頭的必然選擇。
（作者是上善資本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