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許多人認爲，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推動，世界正走向「去風險化」和「去全球化」的道路。最近川普的連任表明，美國正採取一種顯然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孤立主義的政策。如果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所謂的全球領導者選擇孤立主義路線，那麼「去全球化」會成爲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還是一場幻想？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將貿易的結構性變化與最近的地緣政治發展混爲一談。全球貿易（佔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達到峯值，而全球供應鏈貿易則在2012年見頂。事實上，早在地緣政治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之前，傳統貿易的下降趨勢就已顯現。這並非因爲川普的首任總統任期或地緣政治，而是由最新技術驅動的新型連接方式的發展所致。從「零組件」的跨境流動驅動全球價值鏈的繁榮，到「辦公室」的流動——遠距工作和服務貿易正在逐步取代傳統供應鏈。
想像一下，過去三十年間，爲組裝一架波音飛機，約有400萬個零組件跨越國界流動。這是過去的全球化故事。而現在，建築公司可以隨時僱傭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工作，或者中國工程師可以被全球企業聘用，而語言障礙不再是問題。我們將迎來一個全新的世界——人力資源、會計、金融、物流、IT、設計和培訓等服務，都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自由交易。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等國家，中介服務或企業對企業（B2B）服務目前已佔GDP的30%-40%。但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任何地方的人來完成。
正如理查德•鮑德溫所指出的，自1998年以來，服務貿易的價值成長了15倍，遠遠快於傳統貿易的成長速度。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在未來幾十年裏，全球貿易的一半以上可能都將由服務構成。而這種轉變的速度可能還會加快，因爲大語言模型的興起，以及人工智慧和數字技術的進步，不僅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還讓無縫交流和翻譯成爲可能，使國界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事實表明，並沒有所謂的「去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這一趨勢並非任何總統能夠逆轉。技術的力量超越並壓倒了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任何對抗力量，就像它能夠超越任何行政或黨派政治一樣。從長遠來看，技術決定了生產力和全球經濟的基本結構，而這種影響在未來將更加顯著，因爲勞動力和資本的傳統分工將變得更加模糊。即使美國重拾孤立主義，即使歐洲推出更多保護主義政策，新興技術浪潮和新型全球化的趨勢依然無法阻擋。如今，數字服務需求的迅速成長已經帶動了服務貿易的繁榮。即便在地緣政治局勢變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成功（阿里巴巴、拼多多、Shein和抖音等）依然證明了一個道理：永遠不要低估技術的力量。
另一個誤區是，我們往往高估了「去風險化」的實際進展。事實上，大部分貿易只是被重新分流（透過墨西哥和越南迴流到美國）。例如，中國對墨西哥的直接投資自2015年以來成長了6倍以上，而中國與越南的貿易額自2008年以來成長了8倍以上。而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越多，美國從這些國家的進口也隨之增加。因此，儘管美中之間的直接貿易聯繫有所削弱，但間接貿易聯繫卻在增加。這一過程抬高了貿易成本，降低了效率。而川普的經濟政策以及對美國貿易伙伴施加關稅的威脅將進一步加劇通膨壓力, 引發報復性關稅,降低投資,從而放緩美國經濟增速。
與此同時，美國如果拒絕在最新技術領域（尤其是電動車和綠色技術）中參與國際競爭,與中國合作,不僅會延緩自身的綠色轉型，損害其在這一全球最重要跨國議題上的信譽，還會減少對美國國內企業創新的壓力，並降低國內消費者採用新技術的意願。美國是最大的電動汽車進口國, 對其加徵關稅只會迫使消費者承擔更高的費用。對於美國來說,這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川普的「去中國化」戰略能奏效嗎？「去全球化」和「遠離中國去風險化」依然是幻想。儘管「脫鉤」的討論此起彼伏，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比例（包括直接和間接）卻持續上升。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正在減少，但反過來卻並非如此。七國集團（G7）國家的情況也類似：自2000年以來，它們對中國供應鏈貿易的依賴程度已增加了4到5倍。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爲中國的製造能力已超過全球其他九大製造國的總和，佔全球製造業總產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這種工業規模下，想要「本地化」這些產能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國在製造貿易中的絕對主導地位也帶來了值得注意的警示。首先，現實是，這種規模讓其他國家難以透過製造業實現繁榮。這種局面可能在西方經濟圈之外也引發國際緊張局勢。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繁榮對全球經濟是有益的，對中國更是如此。其次，全球經濟的需求重心正逐漸轉向服務領域。在這一方面，至少目前來看，中國並不像在製造業中那樣佔據壓倒性優勢。中國佔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爲6.2%，而印度爲5%。相比之下，服務貿易的主體仍是發達國家，而在製造業中，它們的全球份額已從1999年的66%降至如今的37%。隨著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快速變化，中國能否繼續成爲全球經濟中最核心的部分，取決於它自身能否適應新的現實。
具體而言，這取決於中國能否在川普政府放棄全球領導角色之際承擔更多的國際領導責任；能否在美國拒絕與歐洲合作之時，與歐洲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並儘可能強化其他合作關係；還取決於中國技術發展的速度，以及能否推動「遠距智慧」和「人工智慧」的創新與應用。在全球實力版圖（技術、政治、地緣政治和人口結構等）劇烈變化之際，關鍵在於抓住機遇。爲此，中國需要保持開放與聯通，並在發達世界許多國家拒絕甚至畏懼競爭時，主動擁抱競爭，發揮自己的優勢。
（責編郵箱ruoxuan.d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