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爲作者「中國學者百人百訪」系列的最新一篇。】
武兵科，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講師，阿富汗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法學博士。兼任中國南亞學會中南亞研究分會祕書長，相關部門智庫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爲「恐怖主義」、南亞問題、世界政治理論。作爲子課題負責人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項，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四項。發表學術文章十餘篇，多篇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十餘篇諮詢報告被中央國家機關和省部級相關部門採納。
以下是採訪實錄：
問：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向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爲何研究當前國際「恐怖主義」局勢和美國國際反恐戰略？
武兵科：衆所周知，9•11事件後，美國在國際反恐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川普政府以來，大國競爭明確替代國際反恐成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關注。拜登上臺後，美國「遏華行動」升級及「兩場重大沖突持」持續吸引國際社會關注，大國競爭和國際反恐易被當作此消彼長的兩個議題領域。因此，國際反恐的相關學術研究、智庫報告、新聞報導遭遇「降溫」。
但是，國際恐怖主義和美國反恐戰略的相關研究仍有重要價值。一方面，從現實威脅來看，國際恐怖主義正在加速重組積蓄力量。今年以來，國際社會先後出現伊朗克爾曼省爆炸事件、俄羅斯莫斯科音樂廳恐襲事件、巴基斯坦香拉縣爆炸襲擊事件和中資企業車隊遇襲事件等重大恐襲活動，歐美多國也破獲多起恐襲圖謀。更明顯的是，國際恐怖主義對中國的威脅正在快速增加，政策界對國際反恐的短期情報資訊和長期基礎研究的需求非常迫切。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雖結束長達20年的阿富汗反恐戰爭，但美國系統性的全球反恐行動並未停止，與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保持反恐合作，執行常態化地面反恐行動，對恐怖分子頭目實施斬首。
美國國際反恐戰略調整是影響國際反恐形勢走向的重大因素。爲更好地服務國際恐怖主義研究，需要梳理清楚當下美國的國際反恐戰略。那麼，如何理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大國競爭轉向，與國際反恐行動仍在系統進行的反差？如何評估美國國際反恐戰略變化對國際反恐形勢和中國海外利益的影響？這些是本研究的出發點。
問：如何評估當前國際恐怖主義局勢？
武兵科：當前國際恐怖主義局勢與9•11事件發生前及發生後的20餘年截然不同。
一是國際恐怖主義動能轉換，「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以下簡稱「呼羅珊分支」）成爲「領頭羊」。21世紀的國際恐怖主義可分爲三個階段：在前十年，9•11事件和美國阿富汗戰爭後，「基地」組織建立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爲核心，遍佈全球的跨國分支網路。在第二個十年，本•拉登被擊斃後，「基地」組織開始衰落。同時，「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多國政體被顛覆，「伊斯蘭國」（ISIS）迅猛崛起，其展現的極端主義思想、暴力手段和領土控制企圖，標誌着恐怖主義的重要轉變。在第三個十年裏，ISIS頭目在中東被連續擊斃、美國撤軍阿富汗及巴以衝突爆發後，大量來自中東、非洲甚至歐美的「聖戰」分子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轉移，爲呼羅珊分支的興起提供了基礎。
二是地區反恐形勢變化。9•11事件後，國際反恐形成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和伊拉克-敘利亞地區爲「中心」，以北非、東南亞、歐洲地區爲反恐「支線」，以其他地區零散「聖戰」活動爲「附帶」的全球分佈格局。隨著美國撤軍阿富汗、巴以衝突爆發等事件，當前國際反恐形勢的全球分佈呈現新的格局。中南亞地區成爲全球恐怖主義活動「高危險區」，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成爲呼羅珊分支的藏匿地，中亞地區人員被大量招募實施恐襲；非洲地區淪爲暴力衝突的「重災區」，恐襲致死人數佔全球相對多數；中東地區重陷誘發暴恐的「泥沼地」，巴以衝突久拖不決爲恐怖組織提供滋生溫牀；歐美國家面臨遊離恐襲侵擾的「脆弱態」，同時面臨「聖戰」與極右翼暴力兩種恐襲風險。
三是恐怖主義活動更加多元、呈現新的特點。首先，意識形態的多元化，除「聖戰」活動外，歐美地區極右翼暴力活動也在快速增加。其次，除非國家行爲體以外，部分國家「支恐」、「用恐」以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跡象讓人擔憂。最後，恐怖活動致命性、利用新型技術（AI、3D列印、無人機等）以及針對西方領導人的政治暗殺等趨勢不斷增強。
問：9•11事件後美國爲實現國際反恐目標放鬆了大國競爭，後又因大國競爭降低了國際反恐注意力，如何看待大國競爭與國際反恐兩者之間的關係？
武兵科：毫無疑問，從美國對各個部門的資源和注意力的分配上，大國競爭和國際反恐存在競爭關係。然而，兩者也存在緊密的相互影響。
一方面，大國競爭激烈惡化國際反恐效果。大國競爭爲阿富汗-巴基斯坦、非洲、中東等地區各類恐怖組織留下權力真空，嚴重毒化反恐合作環境和互信，擠佔原本應用於反恐關鍵領域的情報和安全資源，爲恐怖分子留下襲擊漏洞。另一方面，國際反恐被用作大國競爭的工具。國際反恐或者支援利用恐怖主義的行動時常內涵服務大國競爭目標的功能。美蘇雙方就曾利用恐怖主義實現其地區戰略目標。隨著川普政府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爲恐怖組織，將「東突」等組織移出恐怖組織名單，「恐怖主義」被一些國家「工具化」和「政治化」的特點愈發凸顯，以作爲實現大國競爭目標中道德成本高但經濟成本低的戰略選項。
問：在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設定了怎樣的國際反恐目標？
武兵科：從根除全球恐怖主義到摧毀具體組織，美國曾尋求實現一系列宏大願景。布希政府曾誓言剷除所有類型的恐怖主義。之後兩任政府由於不願承認國際反恐失敗，其國際反恐目標雖有降調，但仍充斥著不切實際的口號和目標。拜登上臺初期面臨多重國際反恐困境：既不能遵循「全球反恐戰爭」的重資產路徑，也無法從國際反恐中抽身而去；既要專注於大國競爭，又要應對複雜的國際反恐形勢；恐怖主義治理需要綜合施策，但美國獨木難支。
面對種種困境，拜登政府努力平衡國際反恐與大國競爭的關係，制定了趨於現實的反恐目標。一方面，美國設置國際反恐目標的「禁區」，即「不再」追求根除恐怖主義、恐怖組織及其庇護所，接受「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國際恐怖組織持續存在的現實；「不再」輕易陷入衝突泥沼；「不再」承擔他國國家建設和反恐主責。另一方面，設置國際反恐目標的「底線」，管控國際恐怖主義局勢，即堅守美國本土不被國際恐怖分子襲擊的紅線；集中資源打擊直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重點恐怖組織，而不是均分力量、四處出擊；削弱恐怖組織的活動能力而非「擊敗」恐怖組織。
問：爲實現上述目標，美國採取了哪些反恐手段？
武兵科：一是優先使用外交而非軍事手段。首先，美國將外交視作國際反恐的基本抓手，認爲軍事手段無並非萬能，只是美國的底牌。其次，重新定義美國與夥伴國的關係，將全球反恐戰爭以來形成的「美國主導—夥伴國賦能」（U.S.-led, partner-enabled）的合作模式，轉變爲「夥伴國主導—美國賦能」（partner-led, U.S.-enabled）的權責格局。最後，強調美國領導下的多邊反恐合作，確保全球反恐機制符合美國利益與價值觀。
二是優化使用軍事手段，而非盲幹蠻幹。首先，明確建立反恐武力部署的梯級格局，包括：夥伴國執行主要作戰任務，美國軍事小組則發揮情報收集、監測和空襲功能；透過遠距監控和空襲等「超視距」手段壓制恐怖活動；加強本土防禦能力。其次，收緊無人機反恐的使用條件，包括：優先活捉而非擊斃恐怖分子；在常規戰區外，需確定襲擊對象爲恐怖組織成員、對美國人構成持續緊迫威脅且獲得總統許可，才能實施無人機打擊，而非僅憑可疑分子的行爲模式；最後，提升軍事反恐的透明度並強化問責制，降低武力反恐所致的平民傷亡人數。
三是增強發展治理手段，推廣美國價值觀。拜登政府明確劃分國務院、國際開發署和國防部的職責，促進不同部門在發展治理決策上的協作；強調透過對外援助提升地區國家治理能力，藉此推廣美式價值觀。
問：美國國際反恐戰略調整對國際「恐怖主義」形勢及中國有何影響？
武兵科：美國國際反恐戰略調整無助於國際反恐形勢的實質性改善。在目標上，「管控」國際反恐形勢意味著，美國大幅放鬆了對國際反恐形勢的要求，只要不超過「警戒線」即可。在手段上，斬首恐怖分子、削弱恐怖組織的活動能力，無法一視同仁地實施發展治理，容易導致恐怖組織被打散後重新聚集。同時，囿於缺乏地面力量支援，加之對空襲行動的嚴格限制，美國無人機反恐的成效已大打折扣。在襲擊對象上，重點關注威脅美國利益的組織忽視了「恐怖主義」的跨國性特點，原先無意「反美」的恐怖組織時機成熟時完全有能力襲擊美國。
對中國而言，隨著美國國際反恐的角色實現由「前臺」向「幕後」、由「明」轉「暗」、由「被動」化「主動」的轉變，加之中國戰略利益在海外持續擴展，遭遇襲擊的風險不斷加大。考慮到「一帶一路」建設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海外投資需要充分考慮該國的政治風險，做好紮實的調研考察，與當地社會建立包容性的關係。同時，在國際恐情監測、海外安保機制上，需要做更多創新性的努力。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FT中文網「資本與國家」專欄作家，目前正在推動「中國學者百人百訪」這一欄目，微信號：porsche91011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