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羅斯福新政的開展，人們圍繞支援和反對新政進行了辯論，一些新政支持者和政治理論家將「保守派」視爲榮譽，並提出一種儲存的敘事來與自由派的變革敘事相匹配。彼得•維爾雷克在1949年主張保守主義有悠久的歐洲傳統。他認爲保守派的任務是維護西方文明，對抗革命的破壞性。歷史學家羅素•柯克進一步推廣了保守主義，並與共和黨反對新政的立場相結合，倡導保守派的身份自豪感。他們共同創立了《國家評論》，推動了一場保守派的知識運動。柯克試圖透過將「保守主義」標籤貼在埃德蒙•伯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亞當斯、約翰•倫道夫、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沃爾特•司各特、納撒尼爾•霍桑、沃爾特•巴吉特等人上面，「爲其賦予一種令人尊敬的血統」。柯克比維爾雷克走得更遠，他接受了保守主義與共和黨反新政議程的聯繫。柯克認爲，如果新政是左翼和自由派的，那麼反對新政的人就可以自豪地認同右翼和保守派的身份。柯克採用了進步派歷史學家對美國政黨歷史的描述，即分爲「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自豪地認同右派。1955年，柯克與另一位年輕作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共同創辦了《國家評論》雜誌，併發起了一場「保守派」知識運動，從右側的政治光譜上「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大喊『停止』」。作者特別強調指出，「這種敘事本可以同樣適用於對立黨的政策（實際上，維爾雷克仍然是民主黨人，並聲稱新政是『保守的』但它成爲了講述共和黨政策故事的主導框架，直到今天。那時的政治是單維度的（政府幹預的多與少），但每一方的敘事主題足夠模糊和寬泛（『變革』與『保守』），可以涵蓋隨後的幾十年中出現的任何新的政治維度。每一方的政策隨著時間演變，甚至會發生反轉，但『政治語言』依然存在，從而爲不一致的政治立場提供了一種哲學上的一致性錯覺。」
事實上，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形成了今天美國的這種意識形態體系，包括意識形態的標籤（自由派和保守派），左與右的意識形態的光譜，以及意識形態的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和今天狀況不同的是，兩黨中都有自由和保守的立場，比如自由派共和黨人，如艾森豪威爾，是對該黨的小政府立場不贊同的人；而保守的民主黨人，如馬丁•戴斯（Martin Dies），是對民主黨的大政府立場持冷漠態度的人。儘管當時兩黨已經開始了政治意識形態分類，但和當今美國政治不同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左翼右翼的政治光譜僅僅是對政府規模觀點的一個區分，而如今人們熱衷的話題，如墮胎權、同性婚姻、環保主義，甚至越南戰爭和民權運動，都不是大家劃分立場時考慮的標準。
左與右在美國的發展
正所謂鐵打的「標籤」，流水的「價值」。美國兩黨的觀點和支持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甚至在很多時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國新政以來，倡導者羅斯福本身就有濃厚的社會福音傾向，因此，宗教人士普遍是與政治-經濟左翼結合的，更強調政府對社會貧困團體的救助；安•蘭德、哈耶克等世俗的經濟自由主義纔是美國右翼的思想資源，卻遭到了社會宗教團體的漠視或抵制。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冷戰加劇，以及美國民權運動，共和黨開始拋棄安•蘭德等世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吸收了法爾維爾（Jerry Falwell）、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等具有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福音派人士和數百萬白人支持者，由此誕生出了宗教右翼。然而事實上，在20世紀初，宗教通常被認爲是政治左翼的聯盟，特別是1912年老羅斯福的進步黨選舉曾被視爲「宗教狂熱分子」的集會。
然而，隨著美國社會和種族更加多元化，到20世紀末，政治現實和意識形態的格局實際上已經超出了過去單一的經濟-政治維度，最終並不是某種原則和主張具有永恆的價值，讓兩黨進行持守和爭論，相反，是政黨決定了自己的意識形態，並且用各種建構的敘事來編造各種神話。因此，在兩黨中都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敘事，爲這種部落主義進行辯護。
這種左右標籤的敘事，不僅是政黨和媒體所編造和誤導的，甚至在知識界也是如此。因此，作者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共和黨在巴里•戈德華特領導下走向小政府方向時，本質主義者稱之爲『向右』轉；但當共和黨在喬治•W•布希和唐納•川普領導下走向大政府方向時，他們也稱之爲『向右』轉。當共和黨在布希時期採取對外干預政策時，他們說這是『向右』轉；而當共和黨在川普時期轉向對外孤立時，他們仍稱之爲『向右』轉。當共和黨在里根領導下走向全球化時，他們稱之爲『向右』轉；但當共和黨在川普領導下轉向保護主義時，他們也稱之爲『向右』轉。不論共和黨採取何種政策——即使是相互對立的政策——本質主義者總是認爲這是在『向右』轉。奇怪的是，這些學者認爲共和黨在過去十年『極端右傾』，儘管共和黨在這期間更支援同性婚姻、最低工資、言論自由、政府經濟監管和社會福利支出，同時更反對伊拉克戰爭、大企業、死刑、自由貿易和放任資本主義。因此，要麼存在一組核心的保守主義原則——那麼共和黨在許多問題上（甚至大多數問題上）無疑是『向左』轉的；要麼沒有一套一致的原則來定義左右派——那麼談論共和黨向左或向右轉就毫無意義。」
縱觀美國從1960年至今的歷史，即便處在「左」翼和「右」翼同一個標籤下的人，立場也大相徑庭，甚至相反。例如，1964年，被譽爲美國「保守派先生」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貝利•戈德華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在選舉中大敗，而「保守派」里根在1984年大獲全勝。戈德華特和里根屬於同一「部落」，都被貼上「保守派」標籤，但他們的政策並不相同。戈德華特希望削減新政，反對民權立法，支援墮胎權，反對減稅，而里根在這些問題上採取了相反立場。戈德華特支援墮胎權在現在肯定是「左翼」立場時，在當時卻被認爲是「極右」。因爲在1964年，支援墮胎選擇權並未被視爲左翼立場。同樣地，意識形態在不斷演變。里根本人也支援墮胎權，直到20世紀70年代共和黨轉而反對它。戈德華特並沒有在墮胎問題上「向左」，里根也沒有「向右」，只是墮胎問題在羅伊訴韋德（Roe v. Wade）案之前並不是一個決定左右分野的問題。
更近的一個例子是川普前的共和黨和川普時期的共和黨。這些自詡爲保守派的人，卻從反俄轉變到親俄，從強烈支援貿易轉變到反對貿易，從認爲政治家的個人品格非常重要轉變到川普當政時認爲個人品格幾乎並不重要，外交政策也從保守主義搖身成爲了孤立主義。在過去幾十年，共和黨人是因爲支援自由市場貿易而被視爲「極右派」，而如今在川普時期，「極右派」卻代表擁護貿易戰、反貿易的立場。
書中還提到的更有趣的例子是柯林頓和川普。在萊溫斯基醜聞時期，「保守派」共和黨人彈劾柯林頓的理由是，政治家的個人品格對於執政至關重要，但到了川普成爲右翼領袖時，保守派就反其道而行之。按照蓋洛普的數據，在川普上臺之前，只有36%的共和黨人認爲「公職人員即使私生活不檢點，也可以在職業中表現出道德」，但在川普獲得提名後，這個數字就變成了70%。
讓人覺得諷刺的例子是，被視爲「極左」的民主黨議員伯尼•桑德斯長久以來就提出「限制移民」和關注美國底層工人收入問題；但同樣的立場從川普嘴裏出來，就成了「右翼」和「保守主義」。
上面這些例子只是書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但也足夠讓我們瞭解到這樣一個事實：所謂的「左」、「右」、「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政黨意識形態化和標籤化的產物，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恆久不變的所謂「核心價值」或者「原則」讓大家持守，相反，兩黨更像是一種部落主義，加入其中的人在不斷編造神話和意識形態，讓其合理化。
作者也提到，直到最近，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終於開始接受意識形態的部落性質。經過多年的抵制，記者喬納•戈德伯格最近承認，「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保守主義基本上就是共和黨支援的那些事，自由主義則是民主黨支援的那些事。」 也有人承認說，「理論上，意識形態優先於政黨。我們先決定是否支援全民醫保、同性婚姻或墮胎限制，然後選擇最符合我們想法的政黨。你是自由派，因此成爲民主黨人；你是保守派，因此成爲共和黨人。然而事實更近乎於其反面：我們因多種原因選擇政黨——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人、核心羣體和社區的偏好——然後認同他們的綱領。」
因此，作者引用了《大西洋週刊》著名撰稿人安德魯•弗格森的觀點指出： 「如果過去30年教會了我們什麼，那就是共和黨並沒有一個意識形態核心。沒有真正的『共和黨人』，只有一羣共和黨人，被某些他們越來越不確定的原因聚集在一起。兩黨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對對方的蔑視。」而作者認爲，對於目前人們所宣稱的「保守主義」，同樣只需要替換「共和黨」這個詞，也同樣成立。
左和右成了詛咒
在本書作者看來，當下人們彼此給對方貼上左和右的標籤，卻通常並不能反映這些標籤下的實質，相反只能表達出他們喜歡或討厭什麼。比如，前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安（John Dean）認爲參議員戈德華特是溫和、負責任且理性的保守派，而喬治•W•布希及其追隨者則是「極右」且「沒有良知」的保守派。但這種說法實際上頗爲奇怪，因爲戈德華特反對民權法案和福利國家，而布希則主流地支援這兩者（並在福利國家方面進行了擴展）。那麼，是什麼讓布希成爲極端分子呢？是迪安對他的強烈反感。因此，試圖尋找政治光譜背後的「唯一關鍵價值」來客觀地對人進行評價，或者使之成爲政治行動的準則，這種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爲定義左右派的真實本質而耗費的大量筆墨也都浪費了。兩位作者呼籲人們應放棄這一幻想，認識到政治和其他複雜的人類活動領域一樣，涉及許多不同的議題，而非單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