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總統大選之後，美國國會遭到衝擊已經表明美國的政治處在一種崩潰的邊緣，是什麼導致了美國社會當下甚囂塵上的意識形態部落主義（tribalism）和黨派紛爭，以至於數量驚人的美國人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對政治對手使用極端的暴力手段？儘管人們對美國政治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提供了各種解釋：資訊繭房、政黨兩極化、種族主義、身份焦慮、網路誤導、人口變化、恐懼以及社會同質化等等，然而政治學家海勒姆•劉易斯 （Hyrum Lewis）和維蘭•劉易斯（Verlan Lewis）在202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左和右的神話：政治光譜是如何誤導和傷害美國的》（The Myth of Left and Right: How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isleads and Harms America）中，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釋。
這兩位政治學者認爲，上述觀點都只說明瞭部分原因或者表象，而人們常常忽略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普遍誤解。亦即，正是「左和右」這些大而無當的標籤，激化了黨派和身份政治，因爲「意識形態主導著美國的政治，一旦人們對意識形態進行了錯誤的思考，那麼也就是導致了對政治的錯誤思考。而概念是有後果的，當一個社會採用不正確的政治模式時，其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當下，人們甚至學者都粗陋地將美國政治視爲是兩種世界觀之間的衝突，這兩種世界觀被用「左」和「右」政治光譜來進行概括，所貼的標籤就是：美國左翼的世界觀傾向於政府對經濟更大的控制、社會更自由寬容以及「鴿派」的外交政策；而右翼的世界觀則表現爲自由市場、社會限制以及「鷹派」的外交政策；而這些推至極致就稱爲極右和極左。這種政治模式框定了我們的思維，塑造著人們的語言，甚至成爲了美國最具有影響力的政治範式。然而在作者看來，這種劃分不僅錯誤，造成了「部落主義」，而且在誤導和傷害著美國的政治和社會。
事實上，「左」、「右」、「自由」、「進步」、「保守」、「反動」這些詞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術語的社會建構，在具體的歷史社會背景中是流動的、完全變化的。他們主張「儘管美國有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部落，但並不存在將雙方所有立場統一起來的本質。」這個術語有用只能表明在不同情況下預測人們會支援誰，而不能說明它們支援什麼。如今人們錯誤地把左和右認爲是概括了不同的世界觀，而實際上它們只是代表了不同的黨派部落。因爲在政治中，特別是一個多元利益和族羣、文化多樣化的世界裏，用單一維度的政治譜系來概括實際的政治問題，是完全錯誤的。很多人相信，在美國兩黨中存在著某種本質不變的東西，這是兩派恆久不變的東西。然而這種本質上的統一併不存在，甚至政治各個層面的議題立場各自之間都沒有內在聯繫。比如米爾頓•弗利德曼是猶太人，支援資本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和希特勒這位反猶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在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立場上都完全相反，但人們卻將他們都稱爲「右翼」，這就顯得非常荒唐。
因此，海勒姆和維蘭提出的自己的觀點：「左右意識形態並不是一個本質不變的立場，而是一堆毫無相關的政治立場，被堆砌在一起，它們之間的聯繫只是維繫在一個羣體上。保守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並不一定是擁有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一致世界觀或哲學的人，而是屬於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部落的人。和傳統觀念不同，他們認爲意識形態並不定義這些部落，而是這些部落構建或定義著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其實並不在乎邏輯一致的世界觀，而是在乎誰（羣體）。」也許所有的共和黨政治家都說，他們之所以贊同本黨的綱領，是因爲他們是保守派，認同本黨的保守主義理念；而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政治家都宣稱，他們贊同本黨的政治綱領，是因爲他們是自由派或進步派。換句話說，大多數人宣稱他們認同左右光譜上的許多問題，是因爲他們同意其基本理念，即大家都認爲有一個本質能夠劃分左右。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都是事後被建構和自我合理化的意識形態。
左與右的神話
左派和右派的神話背後其實犯的都是同一種錯誤，即認爲政治譜系背後存在一個本質。許多美國人將其政治觀點打包，成爲左與右的意識形態，比如將墮胎權和支援增加所得稅和社會救助都放在一起，但是，作者質疑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問題背後是否存在一個根本的、能夠決定這些立場的本質。
作者將上面的觀點稱爲意識形態本質論。這種觀點認爲，不同問題在意識形態層面聚集在一起，因爲所有政治問題都是從這個單一的主問題（本質）中生長出來的。具體而言，因爲一個人的主問題是「保守派」，所以他就相信要限制墮胎、減稅或者支援戰爭，而另一個人的主問題是「自由派」，所以他就會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與前者相反。因此，本質論的政治光譜就意味著，極端支援變革的「激進主義者」將站在最左邊……也就是說，人們從一個本質原則出發，用這個原則來思考自己的數百種不同政治立場，然後加入剛好在所有這些立場上都和自己意見一致的部落。但作者主張的意識形態的社會理論剛好相反：人們首先是因爲家庭、同輩壓力或者某一個問題錨定到一個意識形態部落，在社會化過程中採用了這種部落的立場，然後透過編造故事（敘事神話）將這些立場全部交織在一起。換句話說，這些左和右的部落立場是一種「事後」構建，是爲了正當化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爲了支援我們所屬的羣體。
然而，本書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和事實表明，人們通常是先認同某個部落（黨派），然後才合理化自己的立場。例如，政治學家邁克爾•巴伯（Michael Barber）和傑里米•波普（Jeremy Pope）所做的研究表明，當被告知川普支援某項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資）時，保守派會強烈贊同該政策；而當被告知川普反對該政策時，他們則會強烈反對。同樣的政策下，並沒有任何根本原則（如有限政府或自由市場）支撐他們的政策偏好，只有部落式的團結。而心理學家科恩（G. L. Cohen）進行了一項類似的研究，讓學生閱讀一項慷慨的福利提案，但告訴一些學生該提案是由民主黨支援的，告訴另一些學生該提案是由共和黨支援的。正如社會理論所預期的那樣，他發現：「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參與者，參考羣體資訊的影響都超過了政策內容的影響。如果他們的政黨支援該提案，自由派甚至會支援苛刻的福利計劃，而保守派則會支援奢侈的福利計劃。」事實上，大多數人首先選擇認同的對象（部落），然後才選擇認同的內容（政策）。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者遠非基於基本原則的連貫且深思熟慮的意識形態，大多數人甚至無法定義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們強烈認同左翼或右翼身份，然後才決定其價值，也就是「身份政治」。
左與右的起源
從政治語境中，左和右的派別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當時支援革命的人坐在國民議會的左邊，反對的人坐在右側。而到波旁王朝復辟時，法國衆議院依舊以這種方式排座位，因此，這兩個標籤是和法國的公民政治相關的。然而，沒有經過歐洲啓蒙運動和大革命洗禮的美國接受這套術語是很久之後的事。
歷史上，美國的兩個政黨並沒有固定的原則，在不同政治時期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原則。作者指出，反而是後來的歷史學家或者作家時代錯亂地強行給這些並不按照政治光譜來思考的人誤貼了標籤。比如，在美國革命時期，革命的輝格黨人（根據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們被視爲「自由派」和「左翼」）相信上帝賦予人類平等的自然權利，即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這種自然權利哲學使他們倡導有限政府、低稅收和自由市場。他們組建了革命民兵，以對抗他們認爲在殖民地經濟監管和徵收不尊重財產權的繁重稅收方面表現出暴政的強大中央政府。而忠於英國的托利黨人（根據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們被視爲「保守派」和「右翼」）則捍衛中央集權政府和經濟管制的優點。鑑於當代「左翼」和「右翼」的含義，如果我們假設存在某種本質上的左右派，使得它們類似於當代美國人，那麼這些標籤在描述美國革命時代的政治信仰時是具有誤導性的。
比如，保守主義者羅素•柯克等強行劃分的保守主義，讓很多歷史學家都認爲傑斐遜主義是左翼，然而傑斐遜的共和黨人相信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正如傑斐遜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所說，政府應當讓個人「自由地調節自己的工業和改進」），而用現代術語理解的右翼聯邦黨人密爾頓卻相信更強大的國家政府，主張增加稅收、提高聯邦開支並控制美國經濟。而這些歷史學家將美國現代的左右翼和建國者掛上鉤，就時代錯亂。林肯時期也是如此。南北戰爭後，林肯的政黨選擇了「共和黨」的名稱，卻主張人人平等原則；而反對黨是「民主黨」，表明他們傾向於在州一級實行多數人統治。然而現在的一些政治學家卻混淆地認爲19世紀末的共和黨是極端保守政黨，當時的民主黨是極端自由政黨。事實恰恰相反。
左右翼政治光譜在美國的崛起實際上是在20世紀初，左翼和右翼在美國的含義只是表示政府對經濟是否進行更多幹預。然而歷史學家對此進行了建構。歷史學家弗農•帕林頓（Vernon Parrington）、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和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透過將「左右派」和「自由派-保守派」的標籤應用於美國歷史人物，對這一政治光譜在知識界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開始撰寫將革命輝格黨人、反聯邦黨人、傑斐遜共和黨人、民主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歸於左翼，而將效忠派托利黨人、聯邦黨人、國家共和黨人、輝格黨人和林肯共和黨人歸於右翼的歷史。歷史對塑造身份具有重大影響，透過用政治光譜重寫歷史，這些進步派歷史學家幫助創造了美國人對左翼和右翼身份的更強認同感。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已經有了意識形態的術語（保守-進步）和政治光譜（左和右），但實際上還沒有出現意識形態標籤化的政黨。甚至在當時，兩黨都爭先恐後地使用「進步」一詞，因爲此時這個詞被人們廣泛認爲是好的形容辭彙。而1932年總統選舉中的兩位候選人都自稱爲「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