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威廉•豪威爾（William Howell）和特里•莫伊（Terry Moe）在2020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的書《總統、民粹主義和民主的危機》（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中曾悲觀地預言川普之後的美國政治：「長期以來，統一併以民主方式制約兩黨總統的規範性普遍性，（目前）正在讓位於一種新的規範性安排，這種安排因黨派而分化……民主黨人當政時，正常的總統制將會繼續存在，但共和黨人當政時，正常的總統制很有可能就不存在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是這樣。」
雖然社群媒體和輿論都不斷渲染川普的「克里斯瑪式」領導力或者他的破壞性，但極少有像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政治社會學家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2023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被圍剿的機構：唐納•川普對「深層國家」的攻擊》（Institutions Under Siege: Donald Trump's Attack on the Deep State）那樣，提供給人們系統性和理論性的對於「川普後果」的深度思考。在這裏，坎貝爾特別用了川普和陰謀論追隨者使用的「深層政府」這個詞，來指代各種正式的政府行政機構和制度。這裏對於陰謀論略有一些調侃，那就是：這些人說的如此抽象，卻對真實的政府和公務員體系一無所知。
臨界點和「川普時刻」
2016年，人們驚訝於川普儘管在普選中以300多萬票的劣勢輸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但仍舊憑藉選舉團票當選總統。不僅如此，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川普在執政期間對於美國政治體制的衝擊。在這本書裏，坎貝爾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川普對於美國政治體制究竟造成了何種程度的破壞？是什麼條件讓川普能夠做到這些？作者認爲，很多研究川普領導權變化的理論，常常忽視了兩點。首先是臨界點，也就是什麼促成了這些機會視窗。其次是川普特殊的領導風格。坎貝爾承認，儘管川普的領導力被人詬病，更不利於制定合理、穩定的政策，但當他試圖利用各種臨界點時，也展示了某種特有的領導風格，並且促成了事情的發生。
作者解釋了這些臨界點如何幫助人們理解川普現象和他的政治體制變革。這些臨界點就如同地殼變化，一直在積蓄壓力，小的變化不斷積累，直到積聚成巨大壓力，被突然釋放出來時，就引發了毀滅性的地震。而川普在行使總統權力時，也打破了人們對總統如何使用權力的普遍假設，而且他的做法與以往不同。這些臨界點有時就出現在制度變動的短暫時刻，有時也會出現在制度現狀的對立時刻，是兩種不同的相對制度的穩定或均衡時期的分界點。這些臨界點來源於突如其來的外部衝擊，如戰爭、大流行或政治經濟危機。臨界點也可能來源於先前緩慢發展的一些條件。這些前提條件可能涉及到制度衝突，如法律法規面臨頻繁挑戰，或者經濟結構的變化、公衆輿論的演變、社會運動的興起等等
在坎貝爾看來，甚至這些臨界點也是不可預測的。比如，2016年川普的上臺就得益於這種轉折點。「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其他狀況已經惡化到相當一部分選民對現狀感到厭倦的地步。川普向這些人展現了自己的領袖形象，他將採取重大措施改變政體，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擔憂，緩解他們的不滿。上臺後，他利用這一臨界點和其他臨界點，一鼓作氣地推行他的激進體制改革。換句話說，當時的條件已經成熟，可以讓川普這樣的人突然以戲劇性的方式撼動美國的政治體制。川普和他的理念都『符合』這個時代。」而這恰恰是制度企業家——領導者能夠利用的。
作者認爲，儘管制度具有粘性，制度變革通常會以漸進的方式反覆進行，但川普執政時期卻是一個例外：許多政府機構的變革不是漸進式的，而是一些關鍵的機構經歷了非常激進的變革。甚至這些變化在短時期難以被逆轉，一些制度變革可能比其他變革更爲持久。
和其他將制度理解爲固定不變的學者不同，坎貝爾看到了川普自身的特質和美國製度變化之間的關係。他認爲川普具有四種馬基雅維利式領導者的特質：（1）激發人們接受自己的理念；（2）能夠從事政治交易實現自己的目的；（3）透過霸凌、強制手段迫使人們服從自己的意志；（4）善於利用臨界點。而正是這些領導特質造就了美國的「川普時刻」。
例如，一方面，川普能夠收買自己有用的人，甚至能夠和曾經對罵的政敵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修補關係，進行政治交易；但一旦人們不服從他的意願，他就會毫不猶豫地霸凌他們，讓他們屈服，還向人們灌輸恐懼。川普的領導力中，對於個人忠誠度有過分的要求，但他的團隊缺乏相關的政治經驗。這兩點是相輔相成的——對於自己的政治和決策能力過於自大、自戀。
在政治經驗欠缺這一點上，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乃爾（Mitch McConnell）就曾表示，川普其實不適合總統職位，也從未成長起來，他和他的顧問都沒有相關的政治經驗。川普的自大和自私常常讓他將個人利益凌駕在國家和美國政體之上。他的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也指出，川普「完全是美國製度中的一個反常現象。我們有過好總統，也出過壞總統；有過稱職的總統，也有過不稱職的總統。但沒有一個總統像川普那樣以自身利益爲中心，而不是以國家利益爲中心。」
然而，人們不僅要問：爲什麼連身邊幕僚都公開評價甚低的川普能如此深遠地對抗和影響美國的政治體制？坎貝爾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川普在打破現狀和發起重大制度變動方面的能力非常強大，因爲他具備了上面的領導特質。但他的權力也源於他作爲總統所掌握的資源——總統職位能夠讓他任命和解僱人員、發佈行政命令、指揮媒體、提議或者否決立法等等。儘管如此，川普對『深層』國家的攻擊常常遭到抵抗，有時抵抗之強甚至足以削弱他的攻擊。」
川普的激進變革給美國政治體制運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坎貝爾總結道：「他的做法是利用臨界點，然後利用自己的領導權力激勵、收買和霸凌他人，讓他們聽從自己的命令。但他的行爲也受到了其他領導特質的影響——政治經驗不足、對個人忠誠的過分要求、經常拒絕傾聽與自己觀點和信仰不同的人的意見，以及過度誇大他自己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總統任期內對美國政治體制的徹底改變和破壞，以及爲體制變革提供更爲普遍的教訓，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川普崛起的因素
正如坎貝爾指出的，如果不瞭解這些變革是如何發生的，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川普是如何造成他所造成的損害的。他提供了幾個視角來理解川普崛起的社會、政治背景。
首先，川普發現並利用了經濟、種族關係、意識形態、政治體制中的趨勢，贏得了職位。這些因素形成了一個臨界點。
其次，一個目前被人很少意識到的臨界點是，從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戈爾輸給小布什開始，大衆這種對於選舉的不信任，到川普敗選時達到了頂峯，最終也促成了一些人不承認2020年選舉合法性的現象。但同時，川普對臨界點的利用，也展現了他的某種領導力，那就是鼓勵和利用自己的支持者。他交易的風格是要求那些對他言聽計從的人，從法官、最高法院法官到副總統，對他個人效忠，從而消解了制度。此外，川普還挑戰了長期的政治禮儀和規範、政治話語等文明規則。
共和黨之所以接受川普也是因爲，川普善於利用另外一個臨界點，即歐巴馬時期「茶黨」日益激進的言論和文化戰爭。作者認爲，這也契合川普恃強凌弱和交易型的領導特質，這些都根植於他的自戀和對個人忠誠度的要求。在坎貝爾看來，「共和黨內妥協和兩黨合作的可能性幾乎消失殆盡。共和黨幾十年來一直奉行的政治文明和理性的傳統準則也消失了。雖然大多數共和黨人與川普保持一致，沒有進行反抗，但也有一些共和黨人拒絕屈服，指責他將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對忠誠的要求置於黨派和國家的利益之上。然而川普透過重新詮釋長期以來建制化的共和黨含義，改變了共和黨本身。」
川普是如何改變國家的核心監督和執法機構的？作者認爲他得益於兩個臨界點：一是麥康乃爾和共和黨先前透過各種手段掌握了數量空前的司法職位；二是依靠黨派傾向的聯邦黨人協會的建議，繞開中立的美國律師協會的評估來填補這些空缺。川普對於任內的檢察總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都以這些人的效忠作爲任命的條件，維護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這踐踏了政治獨立規則，使得總統直接干預本應獨立的法院和司法體系。
川普還利用了公衆對國家行政機構的日益不滿這個臨界點，推行對美國公務員體系和官僚制度的改革。這破壞了公務員制度，不僅是任人唯賢，而且是建立了一個迎合他自身利益和效忠他的體系，而這些人往往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川普未能削減聯邦公務員隊伍的整體規模，但確實削減了其中最有經驗的人……並造成了需要多年才能填補的專業人才世代真空。」
最後，川普利用了目前大衆對稅收和財政的不滿這個臨界點，兌現了他競選時做出的減稅承諾，但並沒有實現經濟的高速成長，反而進一步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以及政府的財政赤字。
上面的這些觀點，坎貝爾在書中都給出了翔實的數據和事實支援，儘管很多例子也都爲人所知，但他能夠透過理論和系統性的分析，提供給讀者一個具體而深刻的論述。
什麼限制了川普以及川普的深遠影響？
坎貝爾認爲，川普改變美國政治體制的許多努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書中的195頁，他寫道：「沒有人像他那樣抹殺了文明與合作的準則。也沒有人像他那樣破壞總統選舉的合法性；沒有人像他那樣重新定義共和黨存在的理由，或者如此深刻地分裂共和黨。也沒有人像他那樣將自己的人塞滿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他對聯邦官僚機構公務員制度的攻擊也是史無前例的。最後，他的減稅政策是歷史性的，如果國會採納他的預算削減建議，也會是歷史性的。」
同時川普產生的影響也是長久的，坎貝爾注意到，共和黨的政治語言也從原先的體面文明變成了粗鄙。比如，在拜登的首次國情諮文中，有兩名共和黨女議員就打破先例，一直在公開起鬨和戲謔。
儘管川普利用了臨界點崛起，但坎貝爾認爲，美國政治體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作用。在川普任期內，美國政府三個部門之間的制衡，以及橫向的分權，相對緩衝了他所帶來的破壞；尤其是美國聯邦制，這種權力的縱向分散，導致他的權力濫用在很多州被遏制。除這些政治制度的阻礙外，還有內閣成員和公務員對他政策實施的阻礙。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川普動用權力和壓力，試圖讓喬治亞州選舉官員和州長改變該州的選舉結果，並以司法部長職位作爲回報允諾時，他的威逼利誘還是遭到了抵制。
川普的破壞力能否在未來被修復？作者對此持有一種悲觀的態度。他指出，很有可能川普帶來的政治情緒和基調是無法修復的。因爲川普破壞了美國政治中文明、溫和、妥協的準則，從而加劇了政治話語中的粗俗，以及政治議題的兩極化——所有這些都破壞了政治和社會的良好運行所需要的社會凝聚力。他特別指出一點：這種破壞實際上對共和黨本身更爲嚴重，因爲兩黨制需要兩個運作良好、合理明智的政黨。而現在，共和黨如何擺脫川普的寄生和控制，顯然也是當務之急。
對於川普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會有什麼樣的表現，產生什麼樣的後果，當下各方衆說紛紜，但鮮有如坎貝爾這種紮實的研究真正去追根溯源，提供給讀者有價值的視野來思考美國製度的變遷和川普現象。可能這本書唯一讓人遺憾的是，它目前還沒有中文版，無法讓更多人看到。
約翰•坎貝爾，《被圍剿的機構：唐納•川普對「深層國家「的攻擊》（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
（注：李晉，思想史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