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經濟政策研究主任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和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似乎一致認爲，美國面臨的最重大挑戰之一應該繼續放著不管——這個問題幾十年來一直在緩慢地侵蝕著經濟繁榮的根基。
那是什麼問題？國家債務。
無黨派傾向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公佈，在到2023年爲止的半個世紀裏，由公衆揹負的聯邦債務平均爲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8.3%。這項債務目前遠高於其歷史平均水準。CBO預計，明年，即2025年，國家債務將超過年度經濟產值，這將是自美國在二戰中擴軍以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
1946年，債務與年度GDP之比爲106.1%。CBO預計，2027年債務比率將超過該水準，2034年升至122.4%。在那之後，該比率預計將保持穩步上升。
這一軌跡是由什麼因素推動的？美國債務狀況的詳情指向一個清晰的罪魁禍首。到2034年，CBO預計聯邦稅收收入將爲年度GDP的18%——比過去50年均值高出70個基點。2034年聯邦支出預計爲GDP的24.9%，比歷史均值高近4%。
換句話說，未來10年稅收收入和政府支出預計都會上升，但支出的上升預計會快得多。美國面臨支出的問題，而不是收入的問題。
更確切地說，美國存在三大支出問題：社會保障體系(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以及債務利息支出。其他政府支出——諸如軍事、教育、執法、救災和國家公園等方面的支出——預計將會下降。引人注目的是，CBO預計2024年美國在利息支出上花的錢會超過國防支出。
當然，2017年川普實施的減稅政策造成了稅收減少，導致預算赤字和國家債務的規模有所上升。減稅（通常）不會填補自己造成的窟窿。但就算稅收收入水準增加也不會改變未來政府支出的上升軌跡。
根據無黨派組織「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廢除2017年的《減稅與就業法》(Tax Cuts and Jobs Act)並提高針對高收入家庭的資本利得稅只能讓2034年的債務與GDP比率降低兩個百分點（從119%降至117%）。由此增加的稅收收入將使2050年的債務與GDP比率從160%降至157%。
要解決預算問題，第一步是正視它。但哈里斯和川普在總統辯論中一次都沒有提到「債務」。2024年共和黨綱領中也隻字不提。哈里斯的競選政策手冊也只是一筆帶過地提到債務和赤字，聲稱她勝過川普。
事實上，兩位候選人的稅收和支出計劃都將使問題變得更糟。兩人都堅決反對削減社會保障體系和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福利。「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估計，從2026年到2035年，川普和哈里斯的政策將分別導致債務增加7.5兆美元和3.5兆美元。
美國2016年後出現民粹主義轉向，不願妥善應對上述困難正是這種轉向帶來的遺憾動向之一。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稅收和支出政策增加了預算赤字，但他在2005年把解決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長期問題擺在了國內事務的首位。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在任期間積累了鉅額赤字，但他曾試圖適度減緩社會保障福利的預期成長。
正如人們經常討論的那樣，不斷成長的國家債務可能引發財政危機。但是沒有發生財政危機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沒問題。幾十年來，美國的財政失衡一直在緩慢侵蝕人們的工資和收入。
經濟學家發現，債務與GDP之比每升高1個百分點，長期實際利率就會上漲1到6個基點。根據CBO的數據，預算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資就會減少33美分。
投資減少減少了國家的資本存量，降低了勞動者的生產效率，降低了他們的工資，降低了勞動力參與率。幾十年來，這些影響不斷累積。此外，美國借貸是爲了爲當前的消費、而不是投資提供資金。龐大的預算赤字正在犧牲長期成長和更高的未來生活水準，以支撐如今中產階級退休人員的開銷。
正如哈里斯和川普所提議的那樣，不斷上升的債務也擠佔了必要的國防和科學研究投入，並使擴大勞動階級的經濟機會變得更加困難。聯邦政府在利息支付上的支出已經超過了在兒童福利項目上的支出。
川普和哈里斯被視爲截然不同的兩位候選人，他們所屬的兩個政黨勢不兩立，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如果你根據政府如何花費納稅人的錢來定義政府的行爲，兩位候選人之間、兩黨之間似乎都存在很強的共識。根據我的計算，從2024年到2034年，政府總支出預計成長額的78%將來自社會保障體系、聯邦醫療保險和債務利息支出的增加——這三項是兩位候選人和兩黨都不願觸碰的。
這種兩黨共識在威脅著未來的繁榮。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