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刺激、救濟、福利、基建，都是財政出錢。
刺激的目的是讓人有動力去工作，去投資。救濟，要拯救一個人於困頓與危機之中。福利，某種程度上，是解決後顧之憂，拉平差距，最終讓人舒適地「躺平」。基建，則是要爲經濟創造出更好的發展環境。
刺激、救濟、福利、基建，都能製造出需求和崗位，以及相應的收入。看起來他們是並行不悖的。比如，財政發錢，救濟窮人，能實現公平，又能製造出需求刺激經濟。但在現實中未必如此，它們的作用不僅有差別，有些時候甚至是衝突的。
比如，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但這是基於他們總收入而言的。對額外得到的福利來說，則很可能不一樣。窮人可能會把額外得到的錢存下來，而富一些人的更可能花掉。同樣發1000塊錢，月入1萬的年輕人會很高興，然後呼朋喚友花掉。但對一個月入3000元且不穩定的家庭而言，就更可能把這筆錢存下來，作爲臨時失業時之需。
照這個邏輯，如果直接發錢刺激，很可能發給富人的效果更好。這就是救濟、福利與刺激之間的衝突。
二
現實中，一個決定，往往不會從最基本的原理進行思考，而是在現實各種約束，比如時間、觀念，各方利益等條件下，進行選擇。這時候，摻雜進來的很多其他，會使得決策，反而背離了最初的目標。
回到第一性，需要很多夜深人靜的時候，從工作中脫離出來，從那些最基本的需求，最基本的原理，進行全過程的重新推導。回到最初的本質，用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事實進行思考。
刺激的過程，是用財政的錢，去製造工作崗位，一方面，激發出新的供給，同時，產生工作崗位。這些崗位帶來收入，形成新的需求。在這個運行過程中，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預期的預期、心態、情緒都改變了。最終，改變整個經濟的運行狀況。刺激政策的目標，不是公平，不是福利，不是救濟，不僅僅是財政開支。這些都是它的手段與形式。
刺激政策屬於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屬於西方經濟學的一部分，而整個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是效用，是心理。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慾望，努力掙錢滿足慾望的動機。那麼，刺激政策的第一性，是心理：提升收入，改變預期。
三
這些基本原理，在現實中已經顯現。
10月12日，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財政部「積極研究出臺有利於房地產平穩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允許專項債券用於土地儲備、支援地方更多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並適當減少新建規模。
一般認爲，當前已建待售住房較多，收購存量房轉變爲保障房，包括配售型商品房、共有產權住房、人才住房、公租房、安置房等，可以促進市場「去庫存」，有利於房地產市場的止跌回穩，帶動市場信心回升。對於地方政府、房企等均將產生實質性利好。
理論之外，現實的例子卻不太一樣。
今年5月17日，在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央行明確擬設立3000億元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支援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預計將帶動銀行貸款5000億元，成爲「以購代建」模式新的資金來源。
地方國企對商品房庫存進行收、運營，儘管能獲得運營收入，但購買資產仍沉澱鉅額資金，而基於中國房地產的租售比，運營收益會非常低，能否避免形成新的債務，也是一個考驗。
但更重要的是，把保障房作爲財政刺激政策，是否會與最初的刺激目的相容？
進入三季度，這個政策已經在福州、重慶、天津、青島、鄭州、武漢等少數城市落地，已完成收儲，轉化爲保障房，收購項目大多用於配租而非配售。
配租型保障房落地效果普遍好於配售型商品房，因低於周邊平均租金，一些配租型保障房租金僅爲市場價7折，加之配套設施完善，招租效果不錯。這些房源入市，會降低區域內租賃價格。對於樓市而言，會加劇剛需觀望，並延緩剛需客羣的入市。一方面，經濟形勢不好，收入受限，另一方面，樓市是買漲不買跌，保障性入市，會壓低行情，剛需更會觀望。
鄭州市於今年7月29日開始配售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是全國最先開啓的城市。房源靠近城區，區位較好，價格便宜，約爲周邊新房均價50%-70%，二手房均價的80%-90%，有較大吸引力，首批1242組家庭滿額搖號。但配售型房源入市，加劇了周邊新房房價下行。目前這些配售型保障房，多數位於主城四環沿線。2024年四環沿線商品住宅均價11255元/平方米，同比下滑8%，在主城各環線中下滑幅度最大。新房房價的持續下滑，會造成剛需觀望，加劇維持庫存壓力的因素。
對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盤活土地利用率；對於房企而言，這是實實在在的回款，可以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但對樓市而言，不管是配售還是配租，都會加大當地房地產市場下滑的壓力，未必能提振價格預期。
刺激政策的目的，除了救房企，更重要的是救房市。房市穩住，更多的錢進來，資金流轉，達成目的。現在，雖然得到這個福利的家庭，開支增加，但更多的剛需家庭，可能反而會觀望。
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保障房是一種抹平差距的福利，這種福利與刺激政策的目標產生了衝突。
首先，從現實性來講，能夠參與配售的家庭，其實相對而言，屬於經濟情況較好的家庭。這裏面還有很多灰色操作，使得一些家庭達標。本來應該支付100萬的家庭，現在只支付了50萬，享受到了這個福利。這意味福利會錯配。這不僅僅是公平性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是讓原本「不用躺平」的家庭，可以藉着福利「躺平」。這相當於減少了社會總需求與總支出。第三，因爲這個對賣方的價格補貼，形成了新的市場價格，最終，減少了整個房地產市場的預期。
這就不是在刺激，而是在透過福利減少需求，降低預期。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模式源於另一個約束：事情要交給國有企業。這是因爲，國企收房，不管配售或配租，都是相對封閉的運行，購房者要退出，只能把房重新賣給國企。理論上資產還在國家手中，未來可重新變現。而給老百姓的現金補貼，難以回收。不過，一旦交給國有企業，這意味著只能在賣方進行價格補貼，最終形成的市場價格，就會對整個樓市的價格形成衝擊。如果反過來，進行需求方的現金補貼，就不會干擾市場價格。
但問題在於，觀念約束和行爲模式約束導致了刺激政策很難直接給到老百姓。
所以，如果福利政策，作爲一種刺激手段，如果幹擾了市場價格，反而形成躺平效應。
四、
福利與刺激的關係還有另一種例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的十萬億刺激方案，重點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短板，並從兩大重點領域著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準。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住房，轉爲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這是一個很好的福利，新增的公共服務，也能產生需求、崗位和收入。但這種均等化的福利，幾乎沒有刺激效應。
著名的激勵雙因素理論認爲，影響人們工作態度的因素可以分爲兩大類：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所謂保健因素，指當這些因素得到滿足時，員工可能會消除不滿意感，但並不會產生滿意感或激勵效果，如工作環境、工資薪水、公司政策、人際關係等。激勵因素，則指能激發員工的滿意感和積極性，包括成就、承認、獎金、發展機會等。當這些因素得到滿足時，員工會感到滿意和受到激勵，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績效。
財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開支提供公共服務，形成消費。這類消費都是保健型消費，缺乏激勵性。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務，帶來的獲得感很少。給每一個小孩都分配一個外教老師，不會給家長帶來任何刺激性的推動。每一個人獲得的醫療保障大幅度提高，感知並不會太強。沒人會因疫情中的支出，被激勵，更加努力地工作，投資。
五
所以刺激可以福利的形式，但如果不是均等的，那麼則不能干擾市場價格，否則可能形成躺平效應。如果福利是均等的，那麼一定得是高流動性的、可選擇的，這樣才能帶來流動性與激勵性，這就指向對家庭的現金補貼，而不是提供公共品。而現金補貼，雖然有高流動性，但如果是救濟，則會降低效率，反而應該發給有較高消費邊際傾向的家庭。那麼，最好的刺激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能永久地改變一個家庭的消費邊際傾向的方案：補貼生育行爲。
這不但能解決當下的刺激問題，還能長遠地解決人口結構問題，以及中國經濟中的深層次結構問題。中國內循環的堵點，在於工資不高，內需不足。但基於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很難在短時間內，從個體勞動權益的角度去推高工資。那麼，補貼直接發放到家庭，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談判」替代「個體談判」，快速地解決結構性問題。實際上，長假制度就是一個成功的「國家談判」代替「個人談判」，進而提升勞動者權益的制度案例。
不過，這意味著一旦開始就不能結束，而且是不斷投入。相比之下，其他方案都是短期的，低成本的。
六
當然，這一切的一切，還有一個最基本的第一性：所謂凱恩斯主義，它的基礎，是市場經濟。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閆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