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去世，享年91歲。他是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是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儘管他在莫斯科的統治時間不到7年，但他的任期改寫了20世紀末的全球秩序。
1985年至1991年在克里姆林宮主政期間，戈巴契夫結束了蘇聯的一黨制共產主義統治，停止了全球軍備競賽，並允許中歐和東歐國家和平解放。他的政策終止了「無產階級專政」，結束了冷戰，但在此過程中導致了蘇聯帝國的解體。
他在西方被譽爲英雄，並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在過去和現在，許多俄羅斯人都譴責他破壞了俄羅斯的經濟，使其超級大國地位不復存在。實際上，他試圖改革一個已經走向末路的體制，進而引發了一場他無法控制的革命。
與前幾任領導人相比，戈巴契夫能言善辯，魅力非凡。在他最熟悉的政治領域——操縱政黨——他也是一位傑出的戰術家。他的本能是民主的，但他的經驗是官僚主義的。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從來沒有讓自己完全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根基，並與最激進的改革者們在一起。結果，他最終遭到了頑固保守派和自由民主派的鄙視。
戈巴契夫是蘇聯體制的優秀學生——第一個上過大學的黨的領導人，隨後在黨的官僚機構中取得了輝煌的事業。然而，他最終拆解了由弗拉基米爾•列寧和約瑟夫•斯大林成立的極權主義國家。正如他在1995年的自傳中所寫的那樣，他是「權貴階層（黨內精英）的產物，同時也是......它的掘墓人」。
1985年，年僅54歲的他被全票選舉爲蘇共總書記，在這個由老年人統治了幾十年的體制中，他是第一位相對年輕且充滿活力的領導人。儘管華盛頓和其他西方政府最初對戈巴契夫的提拔心存疑慮，但這標誌着「第二次俄羅斯革命」的開始，事實證明這是勢不可擋的。
戈巴契夫開始了他所謂的「改革」——重組。選擇這個口號是爲了聽起來不具威脅性。其目的是改革共產主義制度，使其更加高效和人性化。但鑑於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停滯不前，他知道這需要徹底的變革。
在當選爲黨的領導人前夕，他對妻子賴莎說：「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然而，由於每次振興經濟的嘗試都被根深蒂固的腐敗官僚機構所挫敗，他轉而進行更加根本性的政治變革，這對共產黨自身的領導地位構成了威脅。
戈巴契夫最大的成就是在世界舞臺上，他克服了深深的相互猜疑，與時任美國總統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及其繼任者老布希(George HW Bush)建立了密切的關係。1984年與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會晤後，她得出了一個著名的結論：「我喜歡戈巴契夫先生。我想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在西方，他輕鬆的微笑、智慧和魅力激發了「戈巴契夫狂熱」(Gorbymania)。上世紀80年代，當他和魅力四射、聰明伶俐的賴莎(Raisa)一起旅行時，人們簇擁著他。在德國，他是最受歡迎的，這要歸功於他在柏林牆倒塌後支援統一的角色。
他的「新思維」在結束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方面發揮了作用。看到破壞性的軍事開支和蘇聯經濟的糟糕狀況之間的直接聯繫，他開始著手結束全球軍備競賽。他倡導在2000年之前建立一個無核武器世界的理念，並將蘇聯軍隊從其對阿富汗的災難性干預中撤出。
然而，在蘇聯，他的改革釋放了他無法控制的力量。他最初的受歡迎程度是透過電視轉播的罷工和坦率的公衆辯論而提高的，但隨著他的改革未能轉變國內經濟並改善普通民衆的生活，他的支援率逐漸下降。改革尋求在不廢除僵化的國家計劃體制或允許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情況下促進私人的主動性。其結果是國家控制的生產的崩潰和商品分配的混亂。
作爲他轉型過程的另一個支柱，公開性(Glasnost)或透明度(transparency)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這應該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媒體開放，以揭露過去的罪惡，並在策略上戰勝改革的反對者。然而，透過取消對資訊的嚴格限制，它導致了意見的多樣化和公衆辯論，使整個權力結構暴露在毀滅性的批評之下。
1986年，當他揹着克格勃祕密警察安排結束蘇聯核彈之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的流亡時，他解放了一個迅速成爲這個國家道德良知的人。這位最著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想要真正的民主和結束共產黨的「領導地位」。1989年，在人民代表大會上，不情願的戈巴契夫給了他這樣說的平臺。整個國家停止工作，觀看他們在電視直播中爭論，從那一刻起，革命就勢不可擋了。
然而，戈巴契夫最大的失敗之一是沒有解散克格勃，或者至少對其進行閹割。起初，他依靠安全部門來推動改革進程，但最終，安全部門成爲反動反對派的主導力量，並在1991年領導了企圖推翻他的政變。雖然政變失敗了，但由於總統沒能重振停滯不前的經濟，也沒能遏制從波羅的海共和國蔓延到高加索地區的民族主義叛亂，最終摧毀了蘇聯。
一開始的示威遊行要求將權力下放到帝國的外圍地區，後來變成了徹底的獨立運動，進而蔓延到俄羅斯本身。戈巴契夫一直不明白爲什麼人們對蘇聯統治有如此多的怨恨，但他的民主本能意味著他還沒有準備好鎮壓。如果克里姆林宮裏沒有一個冷酷無情的沙皇，那麼這個中心就無法維持。
他還拒絕進行軍事幹預，以阻止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被推翻，而是信奉其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著名的「辛納屈主義——他們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1990年，他甚至不顧安全部門的強烈反對，爲德國統一送上了祝福。這是一種軟弱的表現，克格勃、軍事機構和共產黨的忠實信徒永遠不會原諒他。
那一年，戈巴契夫因「在和平進程中發揮的主導作用」而被授予諾貝爾獎。但他在莫斯科的權威已經迅速衰落。隨著經濟崩潰，示威者在塔林、維爾紐斯和第比利斯的街頭要求獨立，他轉而支援黨內的保守派，試圖重新樹立蘇聯的權威。但爲時已晚。權力中心不可阻擋地向他的勁敵鮑里斯•葉利欽的總統寶座轉移。
1991年8月那場爲期三天的未遂政變只是加速瞭解體的進程。被短暫軟禁在克里米亞度假別墅裏的戈巴契夫，再也沒有恢復其全部權力。共產黨被取締，葉利欽成爲當時的英雄。蘇聯於12月25日不復存在，其最後一任領導人也不光彩地被迫退休。
關於帝國解體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前克格勃上校、俄羅斯現任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認爲，蘇聯解體是「上世紀最大的地緣戰略悲劇」。
1931年3月2日，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出生在俄羅斯南部斯塔夫羅波爾地區普里沃爾諾耶村的一個農民家庭，那裏有連綿不斷的麥田和羊場。他作爲德國佔領下的兒童的經歷是很重要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是戰時兒童的一代。它灼傷了我們，在我們的性格和對世界的看法上都留下了痕跡。」
他永遠不會忘記在雪下偶然發現腐爛的紅軍士兵屍體的經歷。「他們躺在戰壕和彈坑的厚厚的泥土裏，沒有被掩埋，黑色空洞的眼窩盯著我們。」這使他敏銳地意識到戰爭的徒勞，並懷疑軍事機構的權力。
由於他的家族史，這位未來的黨領袖也意識到斯大林時期對異議者的殘酷和武斷的對待。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20世紀30年代遭受了迫害：一位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另一位被斯大林殘暴的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安全警察(克格勃的前身)關押和審訊，被懷疑是託派分子。
在學校，他仍然是班裏的尖子生，並於1950年前往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法律。後來他承認，他和他的同學們受到了「大規模意識形態洗腦」。但他如飢如渴地閱讀，宣稱「在他心中對共產主義制度播下懷疑種子的第一批作者」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
戈巴契夫精力充沛，善於說服別人，善於傾聽，他的迅速晉升要歸功於克格勃首腦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後者是他最重要的贊助人。安德羅波夫將自己的門徒視爲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將重振領導層，清理體制。不到40歲時，他成爲斯塔夫羅波爾的黨魁，並於1978年被召至莫斯科，進入中央委員會農業祕書處，兩年後進入中央政治局。
當安德羅波夫1982年接替列奧尼德•勃列日涅夫成爲黨的領導人時，他似乎在培養戈巴契夫成爲他的繼任者。但他去世後，其門徒通往領導層的道路被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阻斷了。契爾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實擁護者，決心逆轉改革進程。
與此同時，戈巴契夫偶然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成爲他最重要的改革思想靈感來源：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黨的意識形態部的前部長。
他們在1983年相遇，當時戈巴契夫正在對加拿大進行正式訪問，視察農場設施。在等待渥太華農業部長到來的幾個小時裏，他們進行了一次「改變世界的散步」，發現他們的想法幾乎完全相同。三週後，戈巴契夫說服安德羅波夫把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調回莫斯科。
他的另一個重要盟友是喬治亞前黨領袖謝瓦爾德納澤。1985年，謝瓦爾德納澤成爲他鼓舞人心的外交部長人選。在結束冷戰的緩和和建立信任的整個過程中，謝瓦爾德納澤一直是他信任的使者。
事實證明，葉利欽支援反對派的本能是最有先見之明的，而戈巴契夫對脫離其政黨的猶豫不決毀了他。1991年政變後，該黨被取締，戈巴契夫的權力基礎被清除。他從未原諒過葉利欽的不忠行爲。
1996年賴莎的去世讓戈巴契夫一蹶不振。有一次被問及他與妻子討論什麼，他只回答了一個詞：「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