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tiva對全球500名生物製藥公司高階主管的調研顯示，新冠疫情期間，爲了向公衆提供快速與安全的預防與診療方案，政府與生物製藥行業的合作顯著增強。在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郭雲沛看來，中國政府在生物製藥領域的積極參與，可以追溯到疫情之前，而疫情恰好是對中國醫療衛生戰略與工作的檢驗。
林匯棟：
近年來，中國的生物製藥生態系統迅速擴大，從關注仿製藥轉向推動創新。是什麼凸顯了這一轉變，政府如何支援該國生物製藥行業的成長？
郭雲沛：
我對生態系統的理解是行業面臨的政策環境變化。2009年新醫改以來，中國醫藥衛生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適應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取得了比其他產業更快的進步。
在藥品審批方面，2008年的重大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2015年頒布的《生物類似藥研發與評價技術指導原則（試行）》、《關於開展藥物臨牀試驗數據自查覈查工作的公告》和《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以及2016年的《關於解決藥品註冊申請積壓實行優先審評審批的意見》，都對加速審批、推動真正的醫藥創新十分有利。列入優先審評審批的藥物，在10天內就可以啓動技術審評。到2020年，重大專項一共獲得了68個一類新藥，這是不可想像的。在此之前，24年只取得了5個新藥。
林匯棟：
新冠疫情如何影響中國政府與生物製藥行業之間的關係？
郭雲沛：
新冠疫情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未雨綢繆，開始積極調整醫療衛生戰略。2016年，中國召開了建國以來第二次全國衛生健康大會，並發布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這標誌着中國的醫療衛生戰略開始發生根本轉變，從治療爲主，轉向預防爲主。
政府機構也隨之調整，衛計委更名衛健委，國家醫保局成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成立並管理藥監局和反壟斷職能。此外，2019年上半年，中國出臺了《疫苗管理法》，把疫苗研發與生產擺在至關重要的位置。
疫情爆發以後，中國具備很好的應對組織機構，並提出依法抗疫、科學防疫、中西醫結合、國家買單、加強公共衛生建設等政策。2021年，疾控局從衛健委脫離出來，成爲直屬國務院的機構。如果沒有疫情之前的改革，中國在新冠疫苗、診斷試劑、以及醫用防護用品上的全球化供應，不可能做到現在這樣。
林匯棟：
您預計未來兩年是否會發生進一步的政策變化（例如，簡化藥品審批流程，或採取新舉措增加人才的可及性）？是否有任何政策變化對推動中國生物製藥行業的成長特別有利？
郭雲沛：
未來兩年，肯定會不斷地完善現有的政策，因爲中國嚐到了甜頭，老百姓感受到了生命安全的可貴。
一方面，中國鼓勵新藥創制的審評審批制度還在不斷完善，我們必須要簡化藥品審批流程，與世界接軌。另一方面，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的實施，已經從試點轉爲全面推開，加上醫保目錄的准入，藥監局報批的新藥完全可以申請進入當年的醫保目錄，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就人才而言，我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系統工作了30餘年，藥品審評中心（CDE）從原來的200多人發展到800多人，其中包括從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引進的關鍵人才。目前，透過從各單位招兵買馬，人才規模和專業水準都得到不斷提高，從而適應中國新藥創制技術和評審的要求。
林匯棟：
在您看來，政府和生物製藥公司各自可以做些什麼來進一步加強聯繫？
郭雲沛：
總體而言，政府與企業之間應該做到上行下效，下情上達。一方面，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企業要儘快地熟悉、實施，從而完善和改進工作。另一方面，企業作爲被監管對象，發現了問題，要及時傳達到監管單位，從而推動政策制度的修訂。
舉個簡單的例子，之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政策規定，國外的新藥專利到期前1年，方可允許國內仿製。但企業在實踐中發現，要完成項目上報、臨牀試驗，並獲得最終審批，一年時間不夠充分。因此，國家監管部門聽取了企業的意見，迅速調整政策，將其改爲2年，使企業可以從容地開展工作。這就完成了下情上達的有效傳遞。
林匯棟：
與政府有關的領域，如法律制度的性質和稅收政策，如何影響中國生物製藥對突發衛生事件作出反應的能力（此處指稅收優惠和政策扶持對產業的促進作用）？
郭雲沛：
中國對生產銷售和零售的罕見病用藥、癌症用藥、還有生物製品實行了簡易稅收，統一徵取3%。原來這個數字是15%。同時，國家級生物醫藥產業園，或者經開區生物醫藥占主導地位超過50%的產業園，已經實行了第1到2年免稅、第3到5年減稅的政策。此外，小規模製藥商業，只需繳納1/2的六稅兩費。
林匯棟：
政府政策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中國製藥商業的戰略？例如，公司是否更有可能投資於特定技術，或將研發投資集中在特定的藥物類別上？
郭雲沛：
在推動醫藥創新方面，政府的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資本也可以發揮作用。現在上交所的科創板上，45%的上市公司都是製藥企業。政策和資本的扶持，可以推動創新和研發，但也是一把雙刃劍。
林匯棟：
其他國家的生物醫藥產業政策目前如何影響中國的生物製藥行業？比如其他國家的扶持政策，或者對關鍵藥品的出口管制政策，會不會影響中國的醫藥產業政策制定？
郭雲沛：
我認爲不會影響，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中國爲其他國家的創新藥物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同時，中國也在透過加入國際組織，實現藥品在中國與國外的雙報與雙贏。
林匯棟：
中國圍繞生物製藥供應鏈的外交政策是否因新冠疫情而改變（例如，中國是否可能增加或減少向其他國家出口的藥品數量）？
郭雲沛：
恰恰相反，中國醫藥的國際化會不斷擴大。第一，我們要吸引全球醫療創新要素，來中國註冊、研發、生產和銷售，透過各種形式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成爲全球醫藥創新的關鍵環節。第二，大力開拓生物藥的國際市場，增強仿製藥的國際競爭優勢，優化出口結構，高水準地進入國際市場。第三，加強與別國藥品註冊、監管單位、以及國際標準組織的合作，深入參與國際監管的協調機制，促進國內外的法規接軌、標準互認和質量互信。
林匯棟：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許多國家正計劃在其供應鏈的本地化生產方面/增加當地藥品生產。這可能對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
郭雲沛：
這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但不會阻止中國醫藥產業的發展。中國會加強自主研發與合作，而且已經出現了好苗頭。
林匯棟：
從全球角度來看，供應鏈國產化的風險和好處是什麼？
郭雲沛：
供應鏈國產化的好處是，可以更好地應對不時之需。壞處是，如果失去了全球化的供應鏈，全球化藥品的經濟發展也將不再可能。
因此，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中國生物製藥產業現在面臨的一些問題，比如仿製藥「內卷」嚴重、生物製藥基礎研究薄弱等，也需要依靠全球化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