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去世，享年100歲，他可以當之無愧地被譽爲美國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前總統。
他在國內的善行、在世界各地衝突地區的斡旋，以及具有遠見卓識的忠告，皆堪稱世人典範。他的獨立思考和充滿道德感的發聲，鮮有人能與他比肩。然而，人們仍普遍認爲，在爲期一屆的總統任期內（1977年-1981年），他的表現令人失望。
儘管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任期內簽訂了《巴拿馬運河條約》(Panama Canal treaties)、「戴維營協議」(the Camp David Middle East accords)以及《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the Salt Two agreement)，推動北約(Nato)對蘇聯的「雙軌」戰略，並大力強調人權——但是螺旋式上升的國內通膨和打擊人心的伊朗人質危機對選民的影響更大，導致他在競選連任時被對手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
然而吉米•卡特本人卻悄無聲息地重新振作，開始投身於一些他認爲像他這樣有著高度社會良知的工程師旨在解決的問題。
他開始深入參與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的活動，人們經常看到他釘釘子、搬磚頭、幫助建造保障性住房。就像所有總統做的那樣，他確實也建立了一座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不過他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喬治亞州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卡特中心(Carter Centre)。卡特中心已經發展成爲一個介於國際智庫和衝突解決組織之間、努力推廣民主價值觀的機構，同時還開展健康活動和其他許多活動，該機構成爲他工作的支點，他也因此獲得了2002年諾貝爾和平獎。
在發展中世界隨處可見這位美國前總統的身影。20世紀90年代，他曾帶領國際選舉監督小組前往多明尼加和尚比亞等國，並幫助促成了衣索比亞問題的解決，最終使厄利垂亞獲得獨立。公衆對他的喜愛揮之不去；2015年，他宣佈肝癌擴散，令人不勝唏噓。
詹姆斯•厄爾•卡特(James Earl Carter)從南方腹地走上總統職位。1924年10月1日，他出生在喬治亞州普萊恩斯(Plains)的一個浸信會農業村莊，他在餘生中一直保留著那裏的家族住宅。他的母親莉蓮在68歲時成爲了一名和平隊工作人員，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妻子，原名羅莎琳•史密斯(Rosalynn Smith)，也對他有同樣強大的影響力。1946年，還是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在校生的卡特與她結婚。她於2023年11月去世，享年96歲。卡特身後留下了他們的四個孩子。
他的教育背景是工程學，早期的導師是被譽爲美國核動力海軍之父的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上將。不過卡特要靠在普萊恩斯做花生種植和倉儲來維持生計。
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並於1962年當選喬治亞州參議員，是因爲他意識到，在新的聯邦法律下，南方種族主義者的舊方式必須與時俱進。他在1971-75年間擔任州長，被認爲是南方新一代州長中最進步的一位，儘管他並不是一位革命家。
卡特還在位於州府亞特蘭大的州議會時，便早早將目標鎖定白宮，並開始組建自己的競選團隊，以期在1976年大選中贏得總統寶座。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使民主黨陷入了羣龍無首的局面。然而1974年共和黨人的辭職則爲卡特提供了一個機會，卡特比其他競爭者更迅速地抓住了機會。1974-1975年間略有衰退、亟待復甦的美國經濟也爲他創造了有利條件。
民主黨內勢力強大的自由派從未明確表示對卡特的青睞（正如他們很少支援南方候選人的一貫作風），而卡特則選擇了明尼蘇達州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作爲競選搭檔，回應了他們的一些顧慮。
擊敗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後，他接手了一個亟待從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的雙重創傷中恢復的國家，但他很快發現在鮮少有人知道他的華盛頓，開展工作十分艱難。他早先關於減稅的提案被投票否決，而他對過度能源消費開展「道德戰爭」的宣言也被議員置之不理。卡特政府的「清廉」形象也在執政的第一年，因卡特在喬治亞州的老朋友、時任預算局局長的伯特•蘭斯(Bert Lance)受到財務不當行爲的指控而嚴重受損，該指控從未被證實，蘭斯被迫於當年秋天辭職。
事實上，儘管卡特政府中不乏建制派人物，如擔任國務卿的塞勒斯•萬斯(Cyrus Vance)，同卡特一起從喬治亞來到華盛頓的幾名官員卻經常引發爭議。漢密爾頓•喬丹(Hamilton Jordan)曾任卡特的競選經理、後成爲白宮幕僚長。儘管受到的抨擊常有不公，但身處政府最核心位置的他因各種荒唐的舉動而給公衆留下了混亂無禮的印象。
卡特的微觀管理並不總是有幫助。該方法用來在戴維營處理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和以色列首相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之間的問題時取得了成效，雙方同意在過去12年兩次戰爭後建立正常關係。該協議以馬里蘭北部山丘中的總統度假地命名，之前曾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開羅和特拉維夫之間進行的個人穿梭外交而聞名。然而，卡特的微觀管理甚至延伸到了預訂白宮網球場時間這樣的瑣事。
儘管如此，卡特任期的前半段幾乎沒有跡象預示著之後到來的極爲嚴重的問題。最終幫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福特曾擊敗里根獲得共和黨提名——贏得總統寶座的保守主義變革那時尚在基層發酵，國內經濟仍在高速成長。
在美國撤軍問題上，以及後來在美國經濟政策問題上，卡特與歐洲的關係經常很棘手。與波恩的私人關係尤其糟糕，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幾乎毫不掩飾他對卡特搖擺不定的蔑視。但無論如何，至少他們千方百計地制定了北約的一項新政策，在提高北約飛彈實力的同時繼續與蘇聯進行談判。事實上，在里根任期內繁榮發展的美國國防建設是由卡特發起的。
卡特執政期的後兩年，美國面臨著災難性的內憂外患。在經濟方面，雖然預算赤字沒有像後來那樣失控，但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代表了劇烈的滯脹，美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1980年3月，通貨膨脹率達到14.8%的峯值，而美聯準則在當年晚些時候將基準利率提高到20%。
1979年8月，卡特任命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爲美聯準主席，肩負著控制貨幣供應和拯救美元的雙重使命。但這一成功對於1980年的選舉週期來說爲時已晚。與此同時，共和黨人利用了卡特在1976年競選時採取的策略，將自己的經濟「痛苦指數」反過來用於打擊總統的政績。
卡特在1979年仲夏的一場電視講話中抱怨一陣「萎靡」的氛圍影響了美國，該演講加劇了國民情緒的持續低落。就像往常一樣，他的判斷有一定道理，卻給人留下他無力爲美國治癒病痛的印象。當時的評論紛紛認爲總統永遠不該承認被打敗。
11月，伊朗的新革命政權佔領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並劫持了50多名外交官作爲人質，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情緒。這場危機牽掛著國民的心，人們在每一棵樹上都繫上了黃絲帶，人們並不認爲危機會很容易解決。但是，當救援行動最終在1980年春天嘗試進行時，卻計劃不周、資源不足，最終釀成了一場災難。卡特也因此失去了萬斯，後者在反對救援行動後辭去了國務卿一職，由埃德蒙•馬斯基(Edmund Muskie)接替。
然而，1980年的連任從一開始看起來並不一定會失敗。卡特在初選中從頭到尾的對手都是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儘管在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的失利是個不祥之兆，但卡特還是輕鬆擊敗了肯尼迪。里根在擊敗喬治•布希(George HW Bush)後，順利獲得共和黨提名，並選擇了他的競爭對手作爲競選夥伴。共和黨自由派則支援伊利諾伊州衆議員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堂吉訶德式的競選。
安德森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了總統競選，在一些選情膠著的州，他對卡特的傷害顯然大於里根。不過距選舉日還剩兩週時，民調結果顯示兩位主要候選人不相上下。事實證明，把競選推向高潮的電視辯論成爲了決定勝負的關鍵。雖然總統以慣有的嚴謹方式將論點論據一一列舉，但公衆還是被裏根毫無威脅的親和力和得體的俏皮話所吸引。面對卡特的一次發難，他回應道「你又來這一套了……」，輕鬆化解了敵意。
里根贏得了除7個州之外的所有其他州，贏得了51%的普選票，而卡特只贏得了41%。在遍及全國的保守主義浪潮中，共和黨也重新奪回了參議院的控制權。命運的最後一個殘酷轉折是，伊朗在1981年就職典禮當天釋放了人質，就在卡特向里根移交權力後幾分鐘，人質就被送上了離開德黑蘭的飛機。
之後的多年裏，卡特的名字遭到衆人唾棄。1984年，里根擊敗了忠實的蒙代爾(Mondale)，基本上是透過攻擊卡特的政績獲勝的——1988年，喬治•布希也用同樣的方法（只是程度稍微輕些）打敗了民主黨候選人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南方民主黨州長的治國雄心似乎遇挫，直到1992年來自阿肯色州的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贏得總統寶座。
最終，幾位繼任的總統都依賴卡特的建議，並把他當作特使。然而，他們也能免受他的譴責。在晚年，他直言不諱地反對華盛頓對侵犯人權行爲的容忍，無論是以色列的行爲，還是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在關塔那摩灣拘留中心的所作所爲，他一直呼籲關閉該拘留中心。
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是，卡特在完全勝任總統職務之前就當上了美國總統。如果他在離職後的表現能在入主白宮時展現出來的話，那麼第39任總統的任期本可能再長一倍，成果也會多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