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是由大蕭條時期的歷史學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首次提出的概念，它代表著向上流動。任何美國公民，只要他們努力工作，不僅應該能夠成功，而且能夠超越他們父母的地位。
在1931年出版的《美國的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中，亞當斯承認，正在進行的經濟危機威脅到了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可及的夢想。但他也以樂觀的筆調結束了這本書 — 引用了一位名爲瑪麗•安廷(Mary Antin)的俄羅斯移民的話，她認爲美國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使她從一個不懂英語的孩子成長爲一個十幾歲就出版了第一本書的作家。正如安廷自己所說：「我的未來是光明的(mine is the shining future)。」
但是，正如《紐約時報》作家大衛•萊昂哈特(David Leonhardt)在他重要的新書中所闡述的，美國已經變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美國的收入停滯不前，財富不平等加劇。2019年的典型家庭淨資產，比2001年的典型家庭還要低一些。萊昂哈特寫道：「自大蕭條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如此長時間的財富停滯。」更重要的是，預期壽命下降了 — 這對一個富裕國家來說是罕見且令人不安的異常現象 — 社會流動性也在下降。
他將這種現象稱爲美國的大停滯(Great American Stagnation)，對許多人來說，這已經把美國夢變成了一個難以實現的幻想。哈佛大學的學者拉吉•切蒂(Raj Chetty)的研究得到了萊昂哈特的推廣，切蒂發現，儘管1940年出生的孩子中有92%的人家庭收入高於他們的父母，但1980年出生的嬰兒只有50%的機會超越上一代。這種下降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代價，這不僅影響了美國，也影響了全世界 — 從減少參與應對全球危機（如氣候變化）的意願，到美國內部「令人擔憂的反民主運動」，再到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上升。」
不再有一個大規模運動專注於改善大多數美國人的經濟成果
《我們曾有過的輝煌未來》(Ours Was the Shining Future)，萊昂哈特的第一本書，試圖解釋發生了什麼。他的觀點，我認爲是正確的，那就是民主資本主義（定義爲「一個政府承認其在引導經濟中的關鍵角色的體系」）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給予了無政府幹預的自由競爭，其中企業和短期主義佔據主導地位。他寫道，「不再有一個大規模運動專注於改善大多數美國人的經濟成果。國家最大的活動組織，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專注於其他主題。」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在萊昂哈特的分析中，政治權力、文化和投資的變化意味著普通的、勞動的美國人被拋在了後面。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新政時期的「舊勞工」被新的更有權利的「婆羅門左翼」劫持，這個羣體越來越多由受過大學教育的精英組成，他們對工人指手畫腳而不是與他們交談。在一個根本上傾向於社會保守的國家中，民主黨在諸如墮胎、移民和LGBTQ權利等社會問題上也變得過於激進。
因此，他們失去了推動急需的經濟政策所需的選舉票，如長期公共投資，以及更進步的稅收、醫療保健和教育改革，這些政策將緩和不斷上升的不平等。再加上一種「貪婪是好事」的自利文化和全球市場力量只推動對當季有利的事物，你得到的是一個正在衰退的國家。
萊昂哈特最擅長的是進行那種你可能在報紙觀點版面上看到的基於數據的經濟和政治趨勢分析。講故事總是更困難的，而像這本書一樣的思想類著作的作者，通常很難找到一個以個人爲驅動的敘述，能夠將大趨勢巧妙地編織在一起，讓讀者持續前進。這正是真正偉大的非虛構類書籍設法做到的。我想到的是像大衛•哈爾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最聰明的人》(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書中追隨了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和他的「神童」政策專家團隊，揭示了美國在越南是如何迷失自我。《我們曾有過的輝煌未來》並非此類書籍。
這並不是說萊昂哈特失敗了。他試圖將100年間美國夢的興衰歸結爲10個章節中的關鍵事件，而不是專注於單一的敘述。其中許多章節本身都可以成爲獨立的書籍主題。他涵蓋了從工業勞工運動的興衰，到進步主義的歷史，再到犯罪和政治動盪的交匯處，當然還有里根/撒切爾革命及其帶來的一切。
美國的紅線政策歷史以及經濟種族主義的制度化是非常有趣的，同樣有趣的是學生和婦女作爲左翼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非裔美國婦女從未與20世紀60年代一些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所經歷的「女性神祕感」有過鬥爭。她們總是不得不同時兼顧照顧孩子和工作。
萊昂哈特在回顧里根-撒切爾革命和大企業崛起的過程中，大部分都是可以預料的。話雖如此，在瞭解到上世紀80年代時的參議員喬•拜登(Joe Biden)是那些對聯邦法官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崛起提出質疑的人之一之後，我感到驚訝和高興。博克對傳統的美國壟斷政策的回滾，導致了企業權力的過度集中，而這個問題直到現在才被拜登總統的反壟斷努力所解決。
令人著迷但鮮爲人知的是傳統勞工運動(Old Labor)加速了自己衰敗的方式。例如，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 Union)最初支援農場工人領袖塞薩爾•查韋斯(Cesar Chavez)在1960年代建立一個更包容的勞工運動的努力，然後爲了自身利益而決定奪取權力，這一行爲加速了整個工業勞工運動的衰落。美國勞工運動的持續分裂使得工會在當今時代增加會員變得更加困難，儘管越來越多的人聲稱支援它們。
有趣的是，我們還可以看到，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等關鍵人物的悲劇性謀殺，使得建立一個支援所有勞動人民的自由派聯盟變得更加困難。金和肯尼迪都曾努力構建一個更廣泛的選民聯盟，以對抗南方的種族主義、自上而下的經濟體系，以及兩黨對任何政府幹預引導無形之手走向更公正結果的新自由主義恐懼。
他們的死亡以及新左派(New Left)逐漸分裂爲越來越細分的利益集團，表明在建立政治力量時，個別領導者的才能與人口統計數據一樣重要。
拜登在辦公室裏擺放著一尊塞薩爾•查韋斯的半身像，他對工業政策或財富再分配毫不畏懼，他試圖重建工人階級的力量。然而，儘管從許多指標來看，美國經濟現在比過去25年要好，但民意調查尚未反映出這一現實。
《我們曾有過的輝煌未來》在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開始之前就結束了，儘管結尾章節支援了白宮此後所倡導的許多觀點。但美國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明年將舉行總統選舉。美國的未來是否再次輝煌，可能取決於選舉結果。
《我們曾有過的輝煌未來：美國夢的興衰》大衛•萊昂哈特著，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售價30英鎊/32美元，528頁
拉娜•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是FT的全球商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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