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駛飛機所需的果斷決策能力用在金融市場上能否帶來高回報？倫敦一家小型交易公司借疫情做了一次實驗。

嚴飛：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家唱主角。當經濟水準達到一定後，會暴露出結構性弊病，這時需要社會學的聲音和介入。

葛兆光：大清國運爲何由盛到衰？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羣造成控制成本過大；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越來越凝固和僵化；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

直到不久前，蘋果還把數字服務視爲讓用戶忠於其利潤更高的硬體業務的方式。但眼下蘋果正在改變這一策略。

宋尚詩：拉金的《在緬甸尋找奧威爾》是一次超越絕望的寫作。緬甸發生的一切表明，永遠不要放棄希望而成爲犬儒者。

盛洪：曼德拉執政時期，南非社會逐漸排解了種族仇恨的毒素，脫胎換骨。在曼德拉誕辰一百週年之際，向他致敬。

夏樂：「吉林轉型報告」代表的經濟自救努力是否值得付諸實踐？該藥方是否足以扭轉吉林乃至整個東北不振的局面？

爲了應對四大挑戰，中國製造業轉型從四方面出發，即用途人性化、生產自動化、產品智慧化和競爭差異化。

普華永道中國管理諮詢合夥人陳兆豐認爲，企業轉型需圍繞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資本充裕下的「買買買」風險很高。

張千帆：極權主義是極難維繫的，但威權（或後極權）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從某個版本的威權走向民主也很難。

阿爾葉海亞：一些人批評穆罕默德王儲的「願景2030」不切實際。但如果這個艱鉅使命能最終完成，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把當今這個時代定義爲「第四沙烏地王國」誕生的時刻。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霧霾等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中國缺少人民能夠參與決策並監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實能有效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政策。

FT專欄作家哈福德：照顧經濟轉型造成的輸家，大致有三種方式：設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幫助他們改變自己，找到新工作；直接給錢。

蘇夢夏：在1990年代的政治分化之後，普丁透過擴大政治參與、推進國民團結恢復了穩定，但俄羅斯的未來取決於能否在穩定與創新之間達成平衡。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笑蜀：民主化不可能是孤立的進程，有賴現代文明的整體推進。民主是文明之果，是文明哺育民主，民主反過來再深化文明，而不是相反。

那些因關注工業部門困境而看空中國經濟的觀點正在遇到挑戰。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認爲，隨著服務業的崛起，聚焦鐵路貨運和鋼產量等「舊經濟」指標的思維，只能令人們看清中國經濟的部分現實。

FT中文網撰稿人北溟：中國經濟政策可概括爲「名義上穩，看上去松，實際上緊」。這種名實不符的錯雜形勢造成很多僞命題，最典型的就是「穩成長與調結構何者優先」。

瑞銀中國證券研究主管侯延琨：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境遇究竟如何？哪些能勝出，哪些又可能退出舞臺？隨著政策從外資向本土傾斜，外資企業必須調整經營策略。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抗戰勝利70週年引發了臺海兩岸大爭吵，其背後透露出的深層涵義，值得當代中國人反思。如今，中共已轉軌到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國民黨道統中，而國民黨則轉型爲以本土選民爲基礎的政黨。若北京繼續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臺灣交談，不啻是用文言文對90後做廣告。

世行報告稱，中國正向可持續性更強的模式轉型，未來幾年放緩既在預料之中、也在有序進行。不過中國必須採取緊急措施，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在金融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眼下一個有趣現象是：其他新興市場股票仍與中國經濟緊密捆綁，但中國國內的股票卻已經與本國經濟脫鉤。難怪有人提議，想獲得對中國經濟的敞口，不如押注他國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