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爲FT中文網「中國改革開放40年」專題文章之一，基於獨立學者榮劍與FT中文網編輯王昉的一次深度對談整理而成，試圖從社會思潮的維度，探究這場改革得以發端和推進的根本動力，以及造成眼下改革停滯以及諸多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
榮劍爲獨立知識分子。上世紀80年代，時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博士生的他深度參與和見證了中國思想界幾場重要論爭。90年代初他因故被迫下海謀生，近年成爲藝術藏家與策展人。2012年他重返公共輿論場，對時局與社會熱點密集發聲，展現出深厚的現實關懷、批判精神和學理儲備。
在本次訪談中，他回顧了過去40年間中國思想界的遞變與分裂，梳理了目前幾大主流思想陣營的主張與交鋒。《莊子•天下》言「道術爲天下裂」，意爲學術由最初的混沌狀態向諸子之學分化。過去40年，中國思想界也經歷了從共同啓蒙到尖銳對立，從學理之辯到意識形態之爭的過程。思想遲疑，則改革必然徘徊。我們討論道術之「裂」，是期冀尋求讓它重「聚」與對話的可能性。訪談分三部分，今天發佈的上部重點回顧40年中國思想史，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合法性的喪失。以下爲編輯後的訪談實錄。
一、中國改革以來的思想史：從思想的年代到主義的年代
FT中文網：可否先請您梳理一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主流思潮的變化過程？
榮劍：從編年史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的思想史，我把這40年大致分爲三個歷史階段：80年代的10年、90年代的10年和新世紀之後的10年（至2010年）。2010年之後到現在，可以另行表述。對這三個10年，我用了三個關鍵詞：思想、學術和主義，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90年代是 「學術的年代」，而新世紀以來的10年是「主義的年代」。
首先看80年代的這10年。現在不少人都在回顧、總結80年代的輝煌歷史。這期間發生了莫干山會議、巴山輪會議等好些推動了中國改革進程的重大事件。
一些80年代的總結者試圖作爲那段歷史最權威的解釋者發聲，因爲他們親歷了這個歷史過程。他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給自己一種評價。親歷者當然很重要，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史家的觀察其實是有差異的。親歷者在回憶自己參與的歷史過程時，不免會帶上自己的判斷和價值觀，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歷史的公正客觀的認知。當然，原始的史料和經驗，又必須由親歷者提供。這就涉及到一個悖論。從我自己而言，我親歷了80年代思想界的幾場重要爭論，我是更願意從一個史家的角度，站在更遠一點來觀察，看看能不能把這兩種身份結合在一起。
我198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就在那一年，中國思想界有一個重要事件，就是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這場爭論實際上是黨內思想分裂的開始，一方以周揚、王若水爲代表，後面還有一大羣爲他們提供思想資源和支援的民間知識分子，另一方由胡喬木、鄧力羣這些黨內理論家爲代表，他們是黨的意識形態的最權威的詮釋者。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爲什麼會一下子把黨內的爭論給集中爆發出來？這涉及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其實不光中國面對這個問題，所有蘇東國家在解凍時期或思想解放時期，都面對過這個問題。在東歐，比如匈牙利、南斯拉夫，包括蘇聯，早已開始研究人的問題，研究爲什麼在極權主義、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會出現這麼多非人道的事情。異化理論的針對性更明顯，就是說一個所謂的共產主義社會或者社會主義社會，完全異化到自己主張的價值的反面去了。馬克思所批評的異化，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即商品拜物教。到中國這個體制下，就是權力拜物教。這兩個大問題被提出，必然涉及到對現有體制的批判。當時的爭論非常激烈。批判者認爲，這個體制是一個非人道的制度，是一個異化的制度。但在胡喬木鄧立羣這方看來，人道主義是個資產階級的話題，是資產階級拿來進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哪有異化？只有資本主義纔有異化。
這個問題的背後，實質是黨內對馬克思主義解釋權的爭奪。胡喬木之所以對周揚當時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這篇文章這麼反感，是因爲他認爲周揚把黨的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拿過去了，而本來這個權力應該是他的，因爲他是黨內意識形態的最高首長。文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若水，在60年代就開始研究異化問題了。他在1978年寫了《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一文，後來收入一本集子，裏面還包括李澤厚等人的文章，都談到了人的問題，主體性的問題。這其實是思想解放的一個核心問題。當時我的導師也參與了爭論，他們支援胡喬木的觀點。我們一些年輕學者，則更加接受南斯拉夫實踐派，包括蘇東異見分子的一些觀點。當時凡是主張實踐唯物主義和主體性的人，都受到了打壓。
這場爭論的結果是，黨內對周揚做出非常嚴重的處理，後來周揚患精神病與此有很大關係。這反映出文革過後，黨內在處理思想問題時的極端粗暴的做法並沒有改變。周揚提出的本來是一個學術問題，一個理論問題，是可以充分討論的。但胡喬木這些人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組織了一批大學理論家，對周揚進行了粗暴的批判，包括對他人身的羞辱，讓他到人民日報發表檢討，這些都是非常粗暴的做法。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80年代的思想爭論，核心在黨內，是黨內的思想解放與保守之爭。爭論雙方都在馬克思主義這同一個話語體系內，借用的理論資源也都源於這個系統。在這之前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理論務虛會，也都是由黨內發動的。
當時民間力量也非常活躍，提供了一些思想資源，比如當時有《走向未來》等三大叢書，大量地引進了西方思想。民間知識界或者思想界，基本上是站在思想解放這一邊的。總的來說，這10年裏，知識界沒有分化，是一個混沌的整體。我們現在看到的左右之分當時還沒有暴露出來。民間力量遠遠沒有達到我們現在的程度——現在體制外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已遠遠超過體制內，因爲現在黨內的理論資源已經基本上枯竭，所謂的「理論自信」已經沒有人相信了。
80年代《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部分因此，80年代的思想，是從「思想」解放的角度來說的，原創性思想有多少，不好說，更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釋，是「托馬改制」，以及從西方引進大量思想讀物和在此知識背景下所進行的思想啓蒙。
1989年那場風波之後，中國思想界進入了一個和80年代完全不同的10年。有人把90年代的10年概括爲——「思想退出了，學術出場了」，或者是「思想家退場了，學問家出場了」。
思想家和學問家有什麼區別？思想家要對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提出獨創性、開創性的看法，以及對如何解決問題提出戰略上和策略上的思考。他們關心實體正義，一般都會有經世致用的主動要求。而學問家着眼於知識的積累和闡釋，更關心程式正義，不求經世致用，只求把學問做好。學問家研究問題的時候講究工具理性，保持價值中立，先做事實層面的判斷。比如說，放在面前的究竟是一隻杯子還是一隻碗？如果你說是杯子我說是碗，那就沒法繼續討論下去了，所以先要把事實搞清楚，再來討論這是不是一隻好杯子或這個碗對我有什麼用。在我看來，90年代的學問家們追求的是以程式正義爲導向的知識建構。
在90年代的10年裏，80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在學理上被進一步深化了。學問家門紛紛尋找這些問題的知識學起源，或者從知識學的角度來對這些問題加以展開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比如說，他們會細細考證法國革命史的來龍去脈，或者經濟學的發展，法學的發展，遵循知識學建構的一系列規矩，將學問更加專門化。我曾寫過一篇《中國自由主義第三波》，文中提到的自由主義第二波，就涉及到90年代的學術建構階段，當時出了一大批很好的學者。自由主義過去只是一個概念，一種思想，在90年代的研究中，人們知道自由主義還有很多派別，有左派的自由主義，有保守派的自由主義，有蘇格蘭學派，等等。 這個學術建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也因爲學術研究有各種各樣的派別，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思想界開始分化。80年代時處於一個陣營裏的、都站在思想解放旗幟下的新左派和自由派開始分裂。
新世紀之後，中國思想界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主義的年代，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 ——馬立誠先生總結過八大主義。主義的時代，有一個基本的導向，就是以意識形態爲導向，是價值判斷優先而不是事實判斷優先。價值判斷優先的直接後果是，與80年代相比，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巨大分化，完全改變了中國的思想生態。在主義的支配下，不同主義之間的對話變得非常困難。比如新左派不願和自由主義陣營對話。
FT中文網：先問一下，您自認爲是哪個陣營的？
榮劍：我當然是自由主義那一派的。我對自己的定位是思想上中左，政治上中右。思想上中左，就是看重公平正義；政治上中右，就是以憲政爲導向，追求自由和個人獨立。
FT中文網：比較接近羅爾斯的立場。
榮劍：我比較欣賞哈貝馬斯的「主體間性」。這個概念非常重要。西方關於理性觀，原來只講兩個理性，一個叫工具理性，就是剛纔我們講的學術建構所追求的理性，放棄價值判斷，先把「是杯子還是碗」的事實搞清。還有一個就是價值理性，就是這隻杯子好不好，要做價值判斷。在這兩個理性之外，哈貝馬斯又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說，人與人的交往，需要溝通，需要對話，而對話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話的雙方都是主體。原來人們所理解的交往關係，我是主體，你是客體，你是我的對象，由我來給你宣示我的觀點。但哈貝馬斯說，我們兩個都是主體，我們平等溝通，這就是「主體間性」。我曾經說過，與其讀哈耶克，不如讀哈貝馬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