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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稅率增減能否改變經濟成長?

夏春:爲什麼受教於經濟學家的民衆和頂尖經濟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截然不同?原因在於前者的知識來源於過去,而後者的知識來源於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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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tart":8.71,"text":"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重建美好未來」藍圖有兩個組成部分,就業計劃和家庭計劃,總計10年投資3-4兆美元,透過分別向企業和富人增加所得稅來籌集所需資金。"},{"start":23.47,"text":"儘管美國民衆和政黨都高度認同兩項計劃支援的項目,但在增稅是否降低經濟成長與工作收入上的看法卻大相徑庭。"}],[{"start":34.07,"text":"各種民調都顯示,大部分人相信減稅會促進經濟成長,並且激勵富人(通常被認爲創造力更高的人),更加努力工作。"},{"start":44.58,"text":"例如,一項民調顯示,42%的美國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川普減稅將在未來5年促進經濟成長,持相反意見的只有20%。"},{"start":57.14,"text":"持贊同意見的人解釋自己的看法來自於經濟學家的觀點或者「第一性原理」,也就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或者直覺。"}],[{"start":66.42,"text":"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同樣的問題擺在全球43位最頂尖的經濟學家面前時,只有1位表示贊同,52%表示反對或者強烈反對,剩下的36%表示不確定,10%沒有回答。"}],[{"start":83.45,"text":"爲什麼受教於經濟學家的民衆和頂尖經濟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如此截然不同?"},{"start":90.85000000000001,"text":"關鍵原因在於前者的知識來源於過去,而後者的知識來源於當下。"}],[{"start":96.81,"text":"上世紀70年代崛起的「芝加哥學派」主張減稅促進經濟發展,激勵創新與勤奮工作,這一觀念既直接影響了政策制定,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民衆。"},{"start":109.75,"text":"非常有意思的是,在70年代「芝加哥學派」崛起以前的1936-1964年,美國的個人所得邊際最高稅率一直高於77%,其中有一半時間高於90%,這段時間加稅的主要是共和黨政府,而減稅的主要是民主黨政府。"},{"start":130.07999999999998,"text":"這與1980年以來,如今兩黨的傾向截然不同。"}],[{"start":134.69,"text":"然而,當年的經濟學研究非常不重視數據研究(跟當時數據缺乏和電腦算力不足密切相關),很多觀點來源於「第一性原理」,不斷地重複就好比催眠曲一樣深入人心。"},{"start":149.38,"text":"但是,現在的經濟學是實證主導,新一代的經濟學家發現,在數據上,很難得出減稅促進經濟成長,加稅阻礙經濟成長的結論。"}],[{"start":161.06,"text":"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OECD國家,在長期內,經濟成長和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率之間的關係不存在統計顯著性。"},{"start":170.97,"text":"在美國,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里根減稅,柯林頓加稅,小布什減稅對改變長期經濟成長有任何作用。"}],[{"start":180.2,"text":"雖然2018年美國GDP增速2.9%是金融危機以來最好的一年,但是也沒有達到川普所謂的減稅將帶來至少3%的經濟增速。"},{"start":192.45,"text":"就連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發佈的報告也承認,考慮到美國從2015年開始進入到持續復甦階段,減稅並沒有帶來宏觀上的額外好處(只有當2018年GDP增速達到6.7%才能顯示出減稅的好處)。"},{"start":210.6,"text":"美國的工資和消費數據都看不到減稅帶來的影響,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減稅有利於企業和富人。"}],[{"start":219.31,"text":"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富人直接受益於減稅,但這並非來自於他們因爲減稅而增加了工作時間和努力的程度。"},{"start":228.5,"text":"同樣,最新的研究顯示,對富人徵稅,他們也不會減少工作時間和努力的程度。"},{"start":235.79,"text":"其實大家只要想一想,美國對NBA球員和中國對演員發佈「限薪令」後,籃球比賽和影視劇相比之前的精彩度並沒有下降,就會明白老一輩經濟學家認爲的「薪酬高努力,薪酬低偷懶」只是「空中樓閣」。"},{"start":253.29999999999998,"text":"我將單獨撰文講述這些新發現,本文聚焦在企業所得稅對GDP的影響上。"}],[{"start":260.03,"text":"爲什麼企業所得稅增加和減少對於GDP的變化不明顯呢?"}],[{"start":265.40999999999997,"text":"首先,美國的稅收主要來源於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佔GDP的比重並不高,二戰後期佔比最高約7%,隨後持續下降,1980年後基本處在1-3%之間,2019年僅有1.1%。"},{"start":283.46999999999997,"text":"同樣道理,企業所得稅佔美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2018年佔比僅有6.1%。"},{"start":292.47999999999996,"text":"這可以間接看出企業所得稅率的變化,對於企業行爲的影響不大。"},{"start":298.03999999999996,"text":"如果受稅收影響更大的個人,對所得稅率的變化反應都不大,那麼企業受到的影響只會更小。"}],[{"start":306.62999999999994,"text":"其次,企業所得稅率對GDP影響不大的另外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只有大企業纔是影響GDP的主要力量,但他們的數量佔比極少,而佔絕對多數的中小企業對GDP的影響非常有限。"},{"start":322.3299999999999,"text":"絕大部分的稅率變化,無論增減,只要幅度相對有限,通常不會改變大企業的行爲。"},{"start":329.7299999999999,"text":"因爲大企業的創辦人或者關鍵管理團隊進行創業或者繼續留在大企業,要比其他的選擇更具有吸引力。"},{"start":338.7299999999999,"text":"拜登的企業稅方案公佈後,亞馬遜的創辦人貝索斯就表示支援。"},{"start":344.4199999999999,"text":"相反,中小企業對稅率更加敏感,但他們的數量變化對GDP的影響甚微。"}],[{"start":351.4099999999999,"text":"現實中,企業所得稅率變化通常幅度有限,但如果變化巨大,結果就會相當不同。"},{"start":359.25999999999993,"text":"中國在1978年之前,限制民間投資創業,可以看成是民企要繳納100%的所得稅,一旦改革放開,就會激發民間巨大的創造力,極大促進GDP成長。"}],[{"start":373.30999999999995,"text":"第三,企業所得稅率的變化往往是對經濟成長的反應,是「果」而不是「因」。"},{"start":379.93999999999994,"text":"例如,經濟因爲結構性原因持續低成長,政府採取減稅應對,即使減稅可以激勵企業家創新和僱員努力工作(實證證據不多),但可能結構性原因更加強大,阻礙減稅發揮效力。"}],[{"start":395.93999999999994,"text":"在多數國家,這樣的結構性原因可能是人口老齡化,技術進步緩慢(電力與內燃機的發明對經濟成長貢獻巨大,但如今新知識發現越來越難),或者貧富差距的擴大。"}],[{"start":410.34999999999997,"text":"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貧富差距的擴大恰恰開始於「芝加哥學派」的企業與個人減稅主張從1980年開始在歐美成功執行。"},{"start":421.22999999999996,"text":"減稅幅度越大的國家,經濟不平等程度也越大。"},{"start":425.77,"text":"一開始減稅只是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但因爲資本市場上覆利的「滾雪球」力量和全球化的擴大,逐步轉化成爲財富上的巨大差距。"},{"start":437.54999999999995,"text":"研究發現資本越多的賬戶,投資回報率越高(這在A股市場格外明顯),教育投入,資本抱團,家庭聯姻,財富傳承都可以合理化放大貧富差距。"}],[{"start":450.71,"text":"原本集中在製造業的全球化,因爲網路的力量,發展到服務業,無論個人還是企業,「流量和明星效應」加劇了贏家通喫,貧富差距擴大的分配格局。"},{"start":463.75,"text":"可惜的是,極少數大企業蓬勃發展,並未拉動數量衆多的企業共贏,社會總需求越來越弱。"},{"start":472.06,"text":"相反,在1910-1980年美國收入和貧富差距不斷縮小的年代,恰好對應了一個總需求旺盛,經濟高速成長的年代。"}],[{"start":483.34,"text":"全球化還爲企業和個人避稅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加劇了政府間的稅制競爭。"},{"start":490.09,"text":"爲了吸引跨國公司到本國投資,各國政府爭相降低企業所得稅,減少了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start":498.95,"text":"全球化使得國家間扶持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競爭加劇,降低了政府反壟斷的動力,造就了一批國際超級大公司。"},{"start":509.22999999999996,"text":"在這個過程中,工會的力量被瓦解,勞動不再具備與資本進行談判的力量。"},{"start":515.89,"text":"「芝加哥學派」認爲市場的自動糾錯機制幾乎完全失效。"}],[{"start":520.87,"text":"從拜登和葉倫的就職演說來看,美國經濟的惡果在50年前種下。"},{"start":526.82,"text":"無論加徵企業和富人所得稅,以及針對大型企業的反壟斷罰款,都意味著一個「大逆轉」的時代即將到來。"}],[{"start":535.48,"text":"相對川普,拜登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聲稱加稅計劃將在短期內直接促進經濟成長,但只要能夠強化美國的基礎設施,科研能力,促進家庭健康,縮小貧富差距,經濟成長就會水到渠成,重建美好未來順理成章。"}],[{"start":554.69,"text":"(作者系諾亞控股集團首席經濟學家。"},{"start":558.35,"text":"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start":560.7,"text":"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url":"https://creatives.ftacademy.cn/album/001092103-cn-1618181084.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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