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生物製藥行業的健康和彈性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重要。但 2020 年揭示了一個行業一些令人不安的真相，這個行業已經成爲一個全球化的生產、貿易和分銷體系。現在，全球供應鏈的優勢是否被過度依賴少數國家的基本藥物和活性成分所抵消？
今年 4 月，在歐洲因冠狀病毒病例迅速激增而陷入恐慌的一個月後，對嚴重藥物短缺的擔憂開始蔓延，歐盟衛生專員 Stella Kyriakides 敦促歐盟「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前一個月，世界上最大的仿製藥供應國印度當局下令該國的製藥公司停止出口 26 種藥物和藥物成分。
空管限制和人才阻礙爲生物製藥行業帶來了嚴重衝擊。這並不足以爲奇，因爲該行業已經習慣於一個龐大的流程網路，將從仿製藥到生物仿製藥和其他生物製品的一切產品推向市場。
「這其中蘊藏著巨大的政治利益。」歐洲藥品總幹事 Adrian van den Hoven 說。「任何與你交談的政治家、衛生部長或工業部長都會說，『這是頭等大事。我想讓整個行業更具彈性』。」
但 van den Hoven 也指出，整個行業存在「難以理解」的痛點，更不用說公共和民營部門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了。「困難在於說，『如何做才能真正讓供應鏈具有彈性，或者確保製造業獲取更多投資？』」他說。「你還能追求什麼？」
那麼，各國及其各自的生物製藥行業準備如何滿足對關鍵藥物的激增需求呢？
爲了評估全球生物製藥行業的實力及其能力，Cytiva 成立了全球生物製藥彈性指數。該指數根據五個因素針對 20 個國家進行評分和排名 - 供應鏈彈性、人才收納的途徑、研發生態系統的優勢、製造過程的質量和靈活性，以及政府政策在支援該行業方面的有效性。每個國家的總體指數得分代表了其生物製藥產業的實力。
該指數基於對來自 20 個國家的 1100 多名製藥和生物製藥高階主管和醫療保健政策制定者的調查數據。
在該指數涵蓋的 20 個國家中，美國以 7.12 的指數排名第一，瑞士 (7.08) 和英國 (7.01) 分別位居第二和第三。排在最後的是印度尼西亞 (5.91)、泰國 (5.93) 和南非 (5.95)。
或許不足爲奇的是，這些分數顯示了高收入經濟體和中高收入到中低收入經濟體（由世界銀行定義）之間的明顯差距。然而，當我們按人均國民總收入 (GNI) 繪製指數得分時（見圖表 1），出現了一個更爲微妙的情況。
圖表 1 右上角的象限突出顯示，在 GNI 和指數得分方面，美國和瑞士明顯領先。這表明他們的生物製藥產業正在蓬勃發展，他們的人口不太可能經歷基本藥物的短缺。
相比之下，圖表左下角的象限顯示了一組「有風險」的國家，這些國家屬於低收入類別，指數得分也較低。其中許多國家人口衆多，例如，印度尼西亞和巴西各有 2 億多人口，這意味著，如果國家的生物製藥行業受到嚴重干擾，更多的人將面臨無法獲得重要藥物的風險。
然而，儘管人均 GNI 相對較低，一些國家的生物製藥彈性與高收入國家相當。如該圖右下角象限所示，印度、中國和俄羅斯在該指數上的得分高於同一收入等級的其他國家。這表明他們的生物製藥產業正在蓬勃發展。
生物製藥行業能從這些佼佼者身上學到什麼？
印度收入最高的上市生物製藥公司 Biocon 的創辦人兼董事長 Kiran Mazumdar-Shaw 認爲，印度開發生物製藥的方法爲供應鏈彈性提供了一個模板，其他國家可以效仿。
她表示：「我認爲公司的商業模式需要全球化」。「今天，印度能夠滿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大量人口需求，是因爲我們的高容量、低價值的方法，這是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內在要求。無論是疫苗、仿製藥還是生物藥物，我們都在大規模發展我們的業務。相比之下，如果你看看美國和歐洲正在發生的情況，就疫苗供應延遲或疫苗短缺而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模式僅滿足了少數人口的需求。」
圖表 1: 按人均國民總收入劃分的指數得分按支柱檢視指數結果（見圖表 2）使我們能夠確定生物製藥行業最強大的環節以及各國需要改進的環節。加強各支柱的表現將有助於解決圖表 1 所示的一些不平衡，並最終增加基本藥物的供應，同時加快新療法的開發。
該行業最薄弱的是人才庫，低於均值的差距最大（見圖表 2）。這是封鎖限制的一個症狀，限制了行業領導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撒網尋找技能人才。他們未來的勞動力來自哪裏？
圖表 2: 彈性指數支柱得分調查結果顯示，該行業在其他領域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製造業的敏捷性是大多數國家低於平均水準的另一個支柱，而研發生態系統的管理也略有下降。協作和創新方面也存在弱點，可能會危及安全。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製藥公司 Roche 深知行業各方面合作的重要性。「我們合成如此多的材料，因此我們的供應商至關重要。」Roche 全球技術開發主管 Jerry Cacia 說。「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與供應商有如此緊密的合作關係 - 因爲他們對我們爲患者生產的產品至關重要。我們希望確保在整個生態系統中保持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關係：不僅是生產藥品的公司之間，還包括他們的供應商和開發生產藥品所需技術的個人之間。」
相對較低的指數得分可能令人驚訝，因爲全球協同努力在創紀錄的時間內生產了多種新冠肺炎疫苗。但這種結果是例外，而不是常規。van den Hoven 表示，部分挑戰在於監管審批：例如，在美國和歐洲建立和運營生物製品生產基地的努力，通常要經過漫長的程式才能獲得批准。但是新冠大流行期間的努力表明政府可以迅速採取行動。
「在新冠期間，有一些快速的程式，只是因爲政府想要擴大規模。」他說。「因此，他們透過使用更多的 IT 工具來加快某些批准程式，或者給予臨時批准，例如根據地塞米松等藥物的緊急使用規則。」
這不完全是壞訊息。儘管 2020 年遭遇了嚴重的阻礙，但供應鏈得分高於平均值，政府政策和監管也是如此 - 這在傳統上是一個障礙。疫苗的加速推出可能已經向該行業發出信號，即在某種程度上，當風險很高時，它可以依靠政策制定者。
對一些國家來說，這種大流行病也凸顯了擴大國內生物製藥生產的必要性。「我們不應該減少全球化，但我們應該確保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幫助生物製藥公司在英國本土生產，然後當他們發現有效果的藥品時，就會成爲全球藥物經銷商。」倫敦國王學院藥理學教授 Clive Page 表示。「在未來 10 年，我認爲英國將大力推進生物製藥製造的規模化，使我們能夠推進創新，並確保我們能更好地控制創新。」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生物製藥充分利用了全球供應鏈管理的革命，爲患者帶來了許多好處。然而，Cytiva 的研究表明，面對新冠肺炎，政策制定者和生物製藥高階主管不再認爲這種方法具有彈性。
這項研究和由此產生的全球生物製藥彈性指數指出了需要商界領袖、行業團體和政治家關注的領域，他們希望建立強大的國內生物製藥行業。
Cytiva全球生物製藥彈性指數根據1,165名來自二十個不同國家的受訪者調查數據建立，其中95%的受訪者爲製藥和生物製藥領域的高階主管，5%的受訪者爲公共健康領域的政策制定者。該指數的結果基於五個不同支柱下的十九個不同的指標，如下所示：
根據調研對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由0到10給評分。0分爲完全失敗，10分爲表現出色。
然後，這些分數被加總並取平均值，以提供一個總體指標分數，以及上述五個支柱中的每個單項分數。這些分數代表了生物製藥行業總體表現以及在這五個分領域中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