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0日，題爲「歷史時刻的視覺張力」的講座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在田霏宇館長的主持下，臺灣政治大學郭力昕教授，與紀實攝影家、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創辦人劉香成，圍繞紀實攝影的創作展開了豐富的話題。講座結束後，FT中文網出版人張延在星空間舉辦了首場出版人晚宴並致辭，與20餘位來賓共同慶祝劉香成個展「春風」的圓滿閉幕。
劉香成，1951年生於香港，1977 年移居北京，成爲《時代週刊》與美聯社的首席駐華攝影師。之後，從北京、洛杉磯、新德里、首爾到莫斯科，他的足跡遍佈亞太地區。其記錄中國崛起和蘇聯解體的攝影作品，爲他贏得多個大獎，包括1992 年他與同事共同獲得的「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2019年初德國Steidl出版的《紅海餘生》，彙集了劉香成在1976至2017年間拍攝的最具標誌性的作品，這本攝影集的問世，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金融時報》、《時代週刊》等相繼推出了大幅報導。劉香成攝影裏的中國與世界，也引發了關於紀實攝影藝術價值的重新討論。
講座實錄
（左起依次爲郭力昕、劉香成、田霏宇。）
田霏宇：今天講座的主題跟UCCA的使命是非常有關係的，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如何透過劉香成的攝影，看待在他工作的期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劉香成一直把自己當做一個紀實攝影家，但我們從今年在798星空間開幕的這次展覽，以及在香港巴塞爾藝博會的呈現，也在探索他攝影當中的藝術價值。我很樂意看到這一點，這可以給我們更大的空間來討論他的工作。
（講座現場，劉香成回憶他拍攝蘇聯解體的歷史瞬間。）
郭力昕：有關「歷史時刻的視覺張力」，我想提三點意見：
第一是關於「歷史時刻」的概念。佈列松歸納了新聞攝影的精神是「決定性瞬間」。坦白講，我自己學新聞攝影，但很快地成爲新聞攝影理念的叛徒，發現新聞攝影跟真實是可以存在相當距離的。新聞攝影到底能呈現多少真實？可能是有爭議的。真實不只是一個瞬間那麼片刻的東西，真實需要有脈絡，需要有語境。我想劉香成的作品可能是一個好的示範，他也在歷史的現場。尤其是在「毛以後的中國」這個系列，他用最深的感情拍攝了屬於他自己的國家。他不光拍官員，也拍平民百姓，拍都市中產階級，拍農民，拍底層人物，使得歷史就以一種「非決定性瞬間」的美學展開，形成了我們視覺上的集體記憶。
第二是關於攝影藝術的把握。新聞攝影是禿鷹式的行爲，抓了就跑，爲了要競逐版面，還一定要更搶眼。但如果你仔細看劉香成的作品，會發現他的情感是剋制的，不是很煽情的。要煽情很容易，但剋制不容易，只要稍微不自律，你就煽情了。劉香成「毛以後的中國」的大量作品，非常戲而不謔，我們知道他的諷刺在哪裏，但又不是那麼針鋒相對、咄咄逼人。這要拍攝者有一種同理心，一個藝術家的質地會反映在他的作品裏，會使得一個專業的攝影家最後不只是一個冷酷的禿鷹而已。
第三，最後我想提劉香成的成長軌跡。他生於香港，成長於福建，大學之後在美國唸書、在美國工作，然後全世界調度，成爲駐北京的美聯社成員，又去莫斯科和其他地方。這種多元文化、多元社會的洗禮，對於一個攝影家、一個藝術家，對於一個知識分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程度超過其他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唸書，然後吸收，看別人的作品，但是一種來自生活的洗禮、生活的錘鍊，所帶來的很多智慧，很多理解、認識和視野，是人家拿不走的。這使得一個人可以跳出去看，看中國的問題、看中國的可能性，既保持關切又可以有一個批判的距離。這種距離使我想到薩義德，這位過世的巴勒斯坦思想家、學者，在他的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裏說，「我不屬於任何地方，我既不屬於巴勒斯坦，也不屬於美國，我沒有家」。這個東西讓薩義德有了一個批判的高度，對什麼東西他都可以看得更冷靜。我覺得劉香成的攝影可以有這樣的品質，這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田霏宇：郭老師的發言裏提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視角的形成，這個視角也就是一個主體性的表現，可能是有民族的因素，有教育的因素，我覺得這些話題我們都已經展開了。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些更形而上的，或者是更沒有基礎去定義的因素。從劉香成的圖片裏邊我可以看到一種坦率，一種忠誠，一種幽默，一種同情，可能最重要的是一種樂觀。爲什麼這些圖片會留下來、成爲很有說服力的時代見證？我覺得可能與這種樂觀有關係。我想了解一下，作爲藝術家，在你的成長的過程中，有哪些「決定性的瞬間」？
（晚宴現場，劉香成致辭）
劉香成：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從巴黎趕回來，發現在廣州珠江三角的居民，帶著黑紗來追悼毛主席，當時我就覺得這個情況跟我童年時代的福州不一樣了，突然間我發現中國人的肢體語言跟50年代拉開了一個距離，他們好像沒有那種對外來人的高度的警惕性了。那個時候，我覺得一個新的時代快來了，我很想記錄毛以後的中國。
我學攝影是一個意外，我大學是學國際政治關係的，是畢業之前很偶然選了攝影這堂課，我的老師瓊恩·米利是美國《生活》雜誌很優秀的攝影師，也是佈列松的好朋友。有一年我看到佈列松先生給《紐約時報》的一個訪談，這位大師一不喜歡人家拍他，二很少很少接受採訪。在這個採訪裏面，他說他從事攝影50年，但在他的圖片裏你最多也就能找到是三、四十張，每張值得你看上兩三秒的時間。我一直在琢磨他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其實佈列松先生他不是故意的謙虛，在接受這個採訪的時候，他已經是受到世界廣泛尊重的攝影師了。他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指你今天看到這張圖片，可以看上兩三秒，而是說在明年、後年或者再過十年，再去看這張圖片的時候，你會不會還是想看上兩三秒？他的意思是一張經典的攝影，能夠讓你不斷地想去看上兩三秒，這就是一張非常耐看的圖片。
在毛以後的時代，我目睹了一個全方位的集體主義的社會，發展到今天是一個高度個人主義的中國。在這種轉變裏，你怎麼閱讀這個環境？怎麼閱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你對快速發展是怎麼看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你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比任何人的回答都更重要。佈列松先生當年說「決定性瞬間」，他說了三個東西，一個就是你的思想，一個是你的心、你的感情，再加上你抓到了那一個瞬間，這三個東西加在一起，纔是他所說的「決定性瞬間」（decisive moment）。我覺得這個理念對一個藝術家也好，對一個攝影家也好，我覺得還沒有完全過時，雖然他是幾十年前說過這麼一句話。繪畫也好，攝影也好，你離開了這個藝術家的思考，離開他的感情，你這個創作還有什麼意義？
「民族感情」是一把雙刃劍，郭力昕老師也說了他對薩義德的觀察，他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來自一個很有文化的家庭，他的看法我覺得是很深刻的。全世界這麼多攝影師，有德國人、美國人、日本人、法國人，也有中國人。如果中國人去拍美國，他會拍出什麼樣的畫面？所以說要很小心地去對待「民族感情」，有時候這鍋水不冷不熱的時候，可能溫度更能持久。怎麼樣脫離這個困擾？其實我一輩子都還在解決這個問題，因爲我看到我美國的同事，我說中國不是你們心目中的中國；我看到中國人去說美國的時候，我也常說美國不是你們想像中的美國。我一直在嘗試跳出自己的身份去思考。
攝影跟其他藝術的區別，就是這個快門能夠做什麼？這是一個範例，涉及到攝影跟快門、跟光圈的關係。（戈巴契夫宣佈辭職）那個時刻，當時是很意外的，我可以說是全世界唯一在場的圖片攝影師。美國CNN總裁Tom Johnson親自從美國亞特蘭大的總部打電話，說他跟戈巴契夫的辦公室達成一個協議，戈巴契夫辭職後，首先接受CNN的採訪。在那個情況之下，他只邀請了我，他說，「劉先生，今天晚上如果沒什麼事，你一起來。」到進場的時候，我就坐在攝影機的三腳架前面，當時等於是在前蘇聯的《新聞聯播》節目，現場直播戈巴契夫宣讀他的辭職書。在這種情況之下，雖然我答應了在場的克格勃說我不會拍，但是坐在這個三腳架的前面，我就感到歷史的壓力，我說這個地方是1917年發生俄國大革命是蘇聯誕生的地方，現在在我面前就要結束了，我不能無所作爲。但是怎麼動呢？我覺得應該是他把演講稿放下的時候，那個瞬間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瞬間，是蘇聯結束的那個瞬間，他說「我辭職、蘇聯解體」。要拍到這些東西，我是希望這張演講稿還在動。如果要畫面安全的話，我會用1/120秒或者1/250秒去拍，但是我知道，那隻會出現一般的新聞發佈會的圖片。在這個很重要的時刻，怎麼樣把這個畫面改變？我說這張演講稿一定要動，這個紙要動。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戰我自己，是把快門調到了1/30秒。對攝影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紙動、戈巴契夫本人也動的話，這就是張徹底失敗的作品，就什麼都不是了。所以幸虧他沒動，紙是在動。（衆笑）我記得從克里姆林宮趕出來，我上車回美聯社的辦公室去準備衝這個膠捲的時候，那12分鐘我開車的時候，我一直都在想著這個膠捲裏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劉香成個展「春風」展覽現場，星空間。
戈巴契夫合上他剛剛在克里姆林宮向全國廣播的演講稿，宣佈辭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職位。莫斯科，1991 年12 月 25 日。（劉香成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