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禮（Christoph Nedopil）博士是格里菲斯亞洲研究院院長、澳洲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學教授，同時是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客座教授。王珂禮爲政府、金融機構和組織提供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建議，撰寫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發展目標金融分類法》和《G20創新氣候金融解決方案》等重要報告。他在《科學》和其他頂級期刊上出版了四部專著和多篇論文。王珂禮的研究經常被英國《金融時報》和彭博社等主要媒體引用。先前，他曾擔任復旦大學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和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綠色「一帶一路」中心的創辦主任。他曾經在超過15個國家與世界銀行密切合作，還曾擔任德國開發署（GIZ）的執行主任。他擁有柏林工業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和工程碩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王珂禮教授，首先祝賀你今年九月任職爲格里菲斯亞洲研究院院長。能講講你的職業生涯故事嗎？你對亞洲研究院的未來有怎樣的計劃？
王珂禮：謝謝你！我領導格里菲斯亞洲研究院已經一年多了。在美國、中國和歐洲擔任過商界、政府和學術界的各種領導職務後，能夠在澳洲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學領導這樣一個享有盛譽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於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和榮幸。成立25年以來，格里菲斯亞洲研究院已經實現了轉型，從支援亞太地區的文化發展互動到支援澳洲的外交政策決策。
顯然，亞太地區在過去25年裏發生了迅速變化：這裏仍然是全球成長的基石，預計到2024年，亞洲對全球GDP成長的貢獻率將高達60%。這一成功故事植根於亞太地區過去50年經濟取得顯著進步，數億人擺脫貧困。多個經濟體在綠色能源、新能源汽車、綠色金融、數字經濟、農業和食品等領域助於前沿地位，尤其是中國的技術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堅信亞太地區擁有獨特的機會，有望成爲世界可持續發展的領導者。然而，該地區面臨著削弱其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緊迫挑戰。最重要的是，這些因素包括氣候變化、民主彈性、包容性成長、地緣政治變化和貨幣條件收緊。
在我的領導下，格里菲斯亞洲研究所成爲一個重要的平臺，爲這些多方面的挑戰提供思想引領，並在該地區尋找機遇，解決當地和區域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優先事項。爲此，我們的130個成員與區域夥伴密切合作，分析研判應對亞太地區複雜性的大趨勢和路徑，總體目標是推動亞太地區爲成爲可持續發展全球領導者而釋放潛力。
爲了向學術界、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提供思想引領，我們現在致力於六大主題——以此作爲基石的三個區域和三個部門主題。具體包括：綠色轉型、包容性成長和勞動力市場作爲部門主題，以及中國、太平洋、東南亞爲區域主題。舉個例子：整個亞洲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是綠色能源轉型。毫無疑問，中國在提供資金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並在綠色能源技術方面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在國際慈善組織的支援下，我們正在建立亞洲綠色能源網路，將亞洲和中國的能源「利益相關者」（例如公用事業公司、技術提供商和投資者）聚集在一起，促進交流並建設能力，以加速與中國合作伙伴的合作，爲了更綠色的能源未來。
問：你訪問中國並參加了許多重大活動，例如2023年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期間，你參加了「反思全球供應鏈與貿易格局：『去風險』還是重建？」的主題圓桌討論。2024年「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可持續資訊披露工作組在安永中國Wavespace中心舉辦的「加速基礎設施可持續投資」研討會。你認爲這些活動有哪些意義？
王珂禮：參加中國的活動總是非常有趣、資訊豐富，而且常常豐富多彩。例如，上海論壇是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與許多老同事和朋友重新建立聯繫，同時結識優秀的新專家。這些活動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透過聆聽其他參與者和專家的意見並與他們交談來了解當前和未來的問題。特別是在快速發展的綠色經濟和綠色金融世界中，這些活動意義重大。自2023年8月卸任中國職務以來，我有機會5次回到中國，參加了2023年「一帶一路」高峯論壇、上海論壇、「一帶一路」綠色發展聯盟（BRIGC）舉辦的活動、第22屆國際專業人員交流大會，以及多場研討會和閉門會議。
有這些機會去中國旅行並與朋友和專家會面，確實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並與朋友和專家坦誠地談論機遇和挑戰，這是非常寶貴的。這些會議使我們能夠在綠色能源轉型等戰略議題上進行合作，並在觀點和意見發生衝突的議題上搭建橋樑，例如處理「一帶一路」中的主權債務或逐步加快淘汰燃煤電廠。
在中國經歷過新冠疫情之後，這些會議也是其他國際專家再次來到中國的絕佳機會，讓中國和國際訪客再次聯繫和交流。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與中國夥伴建立在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良好合作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爲過。
問：你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相比，綠色金融有哪些優勢？綠色金融有效發揮作用面臨哪些挑戰？你能否提出一個新穎的綠色金融框架？
王珂禮：綠色金融已成爲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政策制定者、投資者和企業推動綠色轉型的重要工具。但最終，隨著地球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風險日益增加，綠色金融成爲整個社會和地球的重要工具。
我向學生解釋綠色金融時總是要強調，金融總體上是透過收入高於成本來獲取財務利潤——最棘手的部分是風險管理，因爲我們的未來是不確定的。然而，多年來，我們並沒有系統地考慮環境成本、收入和風險——我們僅僅將它們視爲類似地震等的隨機風險。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帶來的風險不是隨機風險，而是會對經濟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系統性風險，金融界在過去十年中試圖更好地整合環境成本、收入和風險納入經濟決策。
許多全球性機構，如中國人民銀行（PBOC）、中國中央銀行和中國資本市場（如深圳或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動了綠色金融的進步，並開發了增加汙染活動成本的工具、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工具、評估綠色活動的收入以及更好地監測氣候變化風險的工具。例如，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制定國家綠色債券分類標準以推動綠色經濟投資的國家，也是第一個爲「一帶一路」投資發佈「紅綠燈系統」的國家，該系統將綠色（促進）與綠色經濟區分開來。黃色（中性）和紅色（環境風險）項目——這是我與「一帶一路」綠色發展聯盟（BRIGC）、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許多其他機構合作領導的項目。中國已成爲綠色信貸餘額最大的經濟體。中國還透過2021年啓動的國家排放交易體系對與氣候相關的排放定價取得了進展，從而增加了汙染活動的成本。在中國，這帶動了太陽能、新能源汽車和電池產業等綠色經濟的大規模成長，帶動了就業和金融機會。
然而，儘管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要遏制和扭轉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後果，還需要更快地取得進展——《巴黎協定》和《「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等國際協議也承認了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更快地過渡和逐步淘汰對環境造成重大危害的活動——在做「棕色」的同時做「綠色」的活動以減少環境風險，就像一邊喫垃圾食品一邊喫沙拉來減肥一樣。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更清晰的「棕色」金融分類法，以顯著降低投資者資助對環境有害活動的興趣，並支援他們積極撤資「棕色」活動。我們需要二十國集團等經濟領先國家做出承諾，僅根據可持續發展目標使用公共資金——迄今爲止，只有各種民營企業和投資者做出了這一承諾。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援、能力和政府指導來減少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金融風險。我們需要爲受綠色經濟轉型影響的員工和地區提供支援——這最終將比爲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整個社會提供支援更經濟、更有效。
問：「一帶一路」倡議無疑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一帶一路」項目在環境友好規範方面也存在不少爭議。因此，中國面臨巨大的壓力。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中採取了哪些綠色舉措？
王珂禮：中國的綠色「一帶一路」倡議不斷發展，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多個機構在政府的明確支援下領頭開展工作，包括生態環境部下屬的「一帶一路」綠色發展聯盟（BRIGC）、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各部門以及多個國有企業和政策性銀行等國家支援的綠色投資原則。自BRIGC於2019年成立以來，我很高興爲它提供了支援，爲綠色BRI投資（「紅綠燈系統」）制定了類似分類的標準，爲金融機構應用最佳實踐標準提供了指導，併爲公衆制定了一個框架參與「一帶一路」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減少了碳足跡，大約50%的已宣佈的燃煤電廠甚至在2021年宣佈退出煤炭之前就停止了建設，並且2023年綠色能源投資額創歷史新高。我與金融機構和開發商合作以改善國際化環境標準在實踐中的協作和應用。透過這些和其他活動，中國成爲第一個以更加綠色的方式指導公共和私人海外活動的國家。
這條綠色發展道路過去並不容易，未來也需要改進。過去，由於中國企業堅持「東道國」標準，重大環境風險常常被忽視，而發展中國家的低環境標準或不強制執行的環境標準往往被用作環境保護的「充分」基準。但事實上，在這些國家，制度質量低下和腐敗使得很容易「遵守」當地標準而不實際處理環境風險。不幸的是，有太多嚴重環境危害的例子。然而，這也爲更好地瞭解項目的環境影響打開了「機會之窗」，並提高了中國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和開發商應對環境風險的意願。中國的「一帶一路」確實引發了世界範圍內支援新興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的競賽，歐盟和美國也宣佈了類似的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