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今年大選中決定性的勝利讓中美關係充滿變數，對於很多人來說，未來充滿了不安，焦慮和期待。
11月11-12日，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26年由美國教育家杜威和中國學者胡適等聯合創辦，致力於推動美國社會對中國的理解）在紐約舉行了第20屆峯會。此次峯會聚焦於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我在峯會中對話了喬治•H•W•布希中美關係基金會主席兼首席執行長方大爲（David J. Firestein）。方大爲是經驗豐富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加入布希基金會之前，他曾擔任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中國公共政策中心的首任主任，同時是該校公共事務學院的教授。
方大爲認爲，川普對所有中國商品徵收60%關稅不僅僅是競選口號，而是一個明確的目標，新一屆政府將履行既定的承諾，以相當大的幅度提高關稅。他還警告說，我們可能尚未充分認識到中美關係可能會惡化到何種程度。我們已經看到兩國關係友好合作有一個明確的上限，但惡化的下限卻沒有那麼明確。
以下是筆者對方大爲的採訪：
馮鬱青：新冠疫情期間，要求中美脫鉤的呼聲越來越高，幾乎無處不在。但拜登政府執政後，尤其是去年11月「習拜會」以後，其戰略從脫鉤轉向去風險化。隨著高層官員互訪，兩國關係有所回暖。但今年9月，美國衆議院在一週內就透過了25項反華法案。川普在大選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明年1月我們將迎來第二屆川普政府。你能給我們評估一下中美關係的現狀嗎？
方大爲：我認爲中美總體關係仍然非常緊張，充滿挑戰，面臨一些重大阻力。過去一年裏，這種關係的基本面沒有發生改變。雙方有一些積極的時刻，比如習拜峯會、某些內閣訪問等等。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對華基本面仍然相當不利。這種基本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馮鬱青：川普選擇馬爾科•魯比奧擔任國務卿，加上其他內閣成員的挑選，其政府將是一個對華非常強硬的政府。那麼，川普在競選中對中國增加60%關稅的威脅有可能兌現嗎？
方大爲：之前關於關稅的很多討論都或多或少認爲：關稅背後有某種合理的經濟動機，是一種經濟談判的手段。但我認爲關稅不是一種經濟或商業行爲，它是一種政治行爲。關稅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關稅就是目的本身。
因此，我相信新一屆政府將履行既定的承諾，以相當大的幅度提高關稅。因爲他們在 2018 年推出了針對中國的關稅和貿易措施。但在過去六年裏，這並沒有給中國的行爲帶來任何明顯的變化。
馮鬱青：但如果美國對所有中國製造的商品徵收60%的關稅，那就意味著中美經濟真正脫鉤。
方大爲：我認爲這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又一步。基本主線將是脫鉤趨勢的延續。但我們永遠不會看到100%脫鉤，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或可能在我們的一生中都不會。這對各方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但在現有關稅基礎上增加關稅將是一個漸進的、甚至可能是重要的一步，旨在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依賴，這既是一份經濟聲明，也是一份政治聲明。
馮鬱青：但川普是個商人。2018年，當他與歐洲人談判時，他甚至提出了零關稅，試圖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方大爲：我認爲他並沒有從商業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拜登政府也沒有從商業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他們維持了對中國的關稅。他們是從這樣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你如何定位自己？這意味著候選人、他的團隊和即將上任的政府如何在80%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環境中保持政治可行性。在這種情況下，關稅成爲目標，而不是手段。
讓我再說一個重要的觀點。對美國政界來說，中國問題作爲未解決的問題比作爲已解決的問題更有價值。
沒有人真正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原因有三。第一，因爲能夠製造對中國的敵對框架，可以讓候選人和現任官員將自己塑造成強硬派。第二，它允許候選人在初選和大選中抨擊他們的政治對手軟弱。第三，它分散了美國人民對我們國家實際面臨的問題的注意力，其中大部分問題與中國無關。
馮鬱青：鄧小平這位向世界開放中國的領導人曾經說過，中美關係好好不到哪裏，壞也壞不到哪裏。你認爲這個原則在目前這種環境下仍然適用嗎？
方大爲：我認爲鄧小平說的「情況不可能好到哪裏去」是完全正確的。幾十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情況。但我認爲，惡化的情況可能會比他一生中預料的更糟糕。所以我認爲兩國關係的好有一個明確的上限，但惡化的下限卻沒有那麼明確。我對下一屆政府的希望是，我們能夠穩定兩國關係，至少，我們尋求建立一種正常運轉而不是失調的關係，因爲從根本上講，中美關係正常運轉符合美國和中國的利益。
馮鬱青：川普在競選中經常說他爲美國帶來了常識。那麼在你看來，中美之間是否存在常識？中美之間是否存在共同利益，使兩國能夠建立起正常關係？
方大爲：川普理解的「常識」和許多其他人的理解不同，包括共和黨人、經濟學家等等。關稅對美國來說是可怕的，會擴大赤字，增加失業，加劇通貨膨脹。這是一種對美國人民徵收的新稅。而且關稅對於解決貿易關係中實際面臨的任何問題都毫無作用。換句話說，假如關稅對解決貿易問題如此有效，那麼在關稅首次實施六年半之後，我們就不會仍然需要這些關稅了。現在我們仍然需要關稅，這一事實表明，要麼關稅沒有發揮作用，要麼關稅根本就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但我們不應忽視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共同點。有些問題，無論是氣候問題，還是流行病問題，無論是試圖治癒癌症，還是阻止北韓獲取核武器，如果沒中美有效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馮鬱青：川普的使命是「美國優先」，身邊都是對華鷹派，我們都預計「川普2.0」對華態度會更加強硬。但川普和拜登不同，川普不太在意意識形態。川普不喜歡戰爭。而且川普是一個孤立主義者。那麼這是否有助於降低直接衝突的可能性？讓我們直言不諱地說，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是否降低了？
方大爲：我認爲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會發生軍事衝突。我也不認爲在可預見的未來，臺灣海峽兩岸會發生軍事衝突。隨著川普總統的上任和重返白宮，我們將看到美國在某些領域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比如關稅。但在某些領域，川普當選總統實際上將使美國某些外交政策不那麼強硬，例如臺灣問題。
他可能不會接受拜登總統的立場。拜登曾四次表示，如果臺灣遭到軍事攻擊，他將派遣軍隊保衛臺灣。我感覺川普會收回這一說法。
馮鬱青：川普說臺灣時更多是指其交易價值。
方大爲：對。我要強調的第二個領域是人權領域。與兩黨的所有前任相比，川普在談論中國人權問題時異常沉默。我相信，中國歡迎美國總統這種相對安靜的態度。川普身邊會有一些人是強硬派，包括可能擔任國務卿的馬爾科•魯比奧。所以，簡言之，我認爲情況會好壞參半。但我認爲兩國關係不會脫離正軌，也不會發生軍事衝突。我們會像過去八年一樣，摸索前行。
馮鬱青：所以第二任川普政府的機遇和風險都存在？
方大爲：是的，我認爲是這樣。我認爲機遇和風險並存。我認爲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空間，也有較大程度的下降空間。但我認爲，我們將保持一定範圍內的關係，避免演變爲軍事對抗。
馮鬱青：對於這次選舉以及美國現在的政治民生情況，很多人將之與上世紀70年代的情況進行比較。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政治混亂，和現在一樣擔憂國家衰落。但當時美國經濟狀況糟糕，陷入滯脹，即高通膨和經濟衰退。但現在美國經濟很強勁。事實上，《經濟學人》雜誌剛剛發佈了一份特別報告說，美國經濟是世界羨慕的對象。爲什麼還是有這麼多美國人覺得這個國家走錯了方向呢？
方大爲：我認爲其中一個原因，也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社群媒體的出現。從上世紀 70 年代到現在，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最重要的不同之處是，這個國家的媒體和資訊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
許多人都關注符合他們既有理解和偏見的資訊管道。我認爲美國今天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我們國家的政治和公共政策話語脫離了現實。除非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否則我們將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當人們問我中國是否是美國的頭號威脅時，我的回答是，遠非如此。毫無疑問，中國對美國構成了一些嚴峻的挑戰，美國也對中國構成了一些嚴峻的挑戰。但從根本上講，我們必須整頓好自己的事務。我們要做的最根本的事情就是將我們的觀點重新與現實聯繫起來，回到現實世界。
馮鬱青：美國整個國家都向右轉。川普當選總統，政府充斥著反華鷹派。共和黨控制了參衆兩院。美國衆議院在9月試圖恢復《中國行動計劃》。FBI曾經利用這項法案錯誤指控了許多華裔學者和科學家。在一些州，目前中國公民和公司不被允許擁有土地。你認爲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針對華裔的仇恨犯罪或歧視會增加嗎？
方大爲：不幸的是，我認爲這種趨勢會再次出現。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看到對華裔/亞裔美國人的敵意急劇增加。作爲美國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我率先公開表示，川普當時作爲總統對中國的言論是令人遺憾的、可恥的、完全錯誤的，並且有損美國總統的尊嚴，我對（我的表態）感到自豪。 而《中國行動計劃》川普政府的一項法案。拜登政府至少在名義上廢除了它。
但我覺得，我們將看到一種更消極、更不幸的趨勢，那就是麥卡錫主義2.0或新麥卡錫主義的復甦，人們僅僅因爲他們的長相或姓氏的發音，因爲他們的種族身份而受到懷疑，這是可悲的、錯誤的、違反美國理念的，在今天就像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一樣可恥。我們所有人，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我們所有的朋友和社區，都必須站出來，說這是違反美國理念的，這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再次發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