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周濂共進午餐的前夜，我翻出他幾年前出版的暢銷書《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重讀書中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他在不同場合講過多次，恰好也把他與我的職業——哲學學者與記者——聯繫了起來。
故事說的是，1939年，二戰正酣時，維特根斯坦和學生馬爾康姆在一次聊天中，談到德國政府正譴責英國政府煽動謀殺希特勒。馬爾康姆認爲，英國人不可能參與這件事，因爲這不符合他們的「民族性格」。維特根斯坦聽後很生氣，以至與馬爾康姆斷交，幾年後才寫信給學生，解釋自己當時的憤怒：「你關於民族性格的議論，它的簡單幼稚使我喫驚……如果研究哲學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更爲謹慎（而這種人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這種語句的），那它有什麼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