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加速顯著。截至到2014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4.77%，雖然整體城鎮化率已經超越世界平均水準，但是離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與此同時，舊的城市發展模式也帶來了各種問題：交通擁堵，環境汙染，產城分離，房價高昂，更多新的城市問題急待解決。然而，隨著中國整體經濟的放緩，地方債務的增加，政府尋租等問題的暴露，PPP模式作爲拉動民間投資，促進城市建設效率的新工具成爲了中央政府力推的城市建設新工具。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一種項目融資模式。在該模式下，鼓勵民營企業、民營資本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根據中國政府採購網以及各省政府採購網上的資訊，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28日，共有中標總金額達14700億元的913個PPP項目實現了落地，從第三批已經公佈的示範項目來看，市政公用事業和城鎮綜合開發佔到了投資金額的37%，從「海綿城市」到「產業新城」的建設到處都有PPP的影子。與以往的政府主導的市政建設相比，PPP模式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好，更有效率的城市呢？
毋庸置疑，PPP模式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撬動民間資金，拉動投資，保障經濟成長。此輪的PPP熱潮是在政府債高企的背景下提出，透過PPP的模式改變了之前政府兜底的投資模式，倡導政府的有限作用和企業在運營階段的參與，提高投資效率改善民生。其實PPP早在9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實踐，多侷限於交通建設領域，以BT （building-transfer） 模式爲主；此輪的PPP風潮不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力推廣，在項目的深度和廣度大大超過了以往，而且更爲強調企業和政府的平等關係，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這不僅是對地方政府執政能力和政府信用的考驗，也是對中國企業項目運營創新能力和風險控制的考覈。
除卻融資更爲靈活的考慮，城市的發展的確需要更多私人部門的參與。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城市的重構，在尋找城市的新成長點方面，作爲政府的公共部門相比對於市場經濟有著天然觸覺的企業劣勢明顯，因此全部由政府承擔的公共投資的風險非常大，而企業的運營和市場觸覺則可以有效的幫助政府更好的定位新的發展計劃。以產業新城運營見長的華夏幸福在本次財政部等20部委公示的第三批PPP示範項目中有固安、溧水兩個項目入選。「作爲市場化力量，華夏幸福貯備了相當多的創新產業資源，積累了豐富的運營經驗，具備更加專業化的能力。固安新型城鎮化PPP模式，構建了一個產業新城整體開發的政企夥伴關係機制，從「一事一議」變爲以PPP機制爲核心的協商制度，大大提高了企業運營方的自主權，從而提高了城市建設與公共服務的效率。」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葉珺表示。
與此同時，城市作爲特殊的公共產品，可持續發展性十分重要。在過往的經驗中，之所以BT的模式佔主導，就是在於很多企業沒有耐心長久的經營公共項目，著急要求資金回籠，使得很多PPP項目在建設之初就缺少長遠的規劃和科學的決策。更好的城市生活不僅僅意味著經濟的成長，資本的湧入，更好的基建，還包括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定位，對於城市低收入人羣利益的保護和重視。在英國道克蘭港口PPP項目中，由於當時倫敦政府經驗欠缺和急躁疏漏，除了交通、住房和特定設施外沒有其他投資的預期，也沒有規劃連接道克蘭與倫敦市中心的道路，更沒有預期可能的社會成本，由於公衆的反對，導致一開始合作方對道克蘭的開發並不成功。政府和企業合作時都要做好長遠發展的準備和規劃，社會公衆的意願和利益在項目設計之初就需要加以考慮，這在PPP成爲潮流的今天尤爲重要。
PPP模式引入民營資本將使得以往以政府爲主導的城市發展更有活力，然而僅僅以融資爲考量的PPP項目並不能夠爲城市帶來更好的生活，只會帶來資源的浪費和曇花一現的繁榮。「城市需要創新的整合，將土地資源，工業資源，數字資源，服務資源以合適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將工業，服務業，產業園，居民區等藩籬打破，將以舊工業爲基礎的城市轉化爲新經濟下的城市，需要更靈活的方式，更豐富的經驗。這對於企業和政府都將是很大的挑戰。」羅蘭貝格亞洲區副總裁戴璞先生表示。
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主任王天義認爲能夠徹底貫徹PPP的理念纔是項目成功最重要的因素。「PPP項目，我們之所以稱之爲Partnership而不是Cooperation，是因爲我們更強調政企雙方的需要建立的特殊關係—夥伴關係，它強調的是分享陽光，分擔風雨。只有賦予兩者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問題，爲我們帶來更好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