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星期三，早上5點10分： 醒來後，我就翻閱由學生運營的《哥倫比亞每日觀察家》(Columbia Daily Spectator)，這是我獲取校園新聞的首選來源。它剛剛發佈了一篇關於南草坪(South Lawn)新營地的報導。大學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今天上午晚些時候將在華盛頓向衆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作證：從本週開始，校園只能憑身份證進入。天亮後，我走過去一看，發現圖書館前已經支起了約30頂小帳篷。一塊告示牌宣佈南草坪東段爲解放區。我去喫早餐，心想今天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像哥倫比亞這樣的美國頂尖大學是世界的領導者，也是非凡學識的寶庫。然而，國內的問題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儘管在哥倫比亞和其他地方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在許多方面，它們被視爲自由主義觀點的大本營。隨著文化戰爭的升溫，他們遲早也會被捲入其中。
4月17日，星期三上午：我在網上觀察著沙菲克校長，一位前任法學院院長和兩位大學董事一起進入華盛頓這個龍潭虎穴。我很快就發現他們已經從去年12月的慘敗中吸取了教訓，那時三位主要的大學領導人在律師的過度指導下，結結巴巴地說不清楚對種族滅絕的呼籲是否違反了他們的行爲準則。哥倫比亞團隊的資訊傳遞是：我們承認我們手頭有一個嚴重的反猶太主義問題，我們將會解決它。
這似乎有效：最初的頭條新聞暗示這次不會有人被炒魷魚。但我看到他們的策略有幾個問題。首先，他們對提問者過於讓步：反猶太主義並非虛構，但他們可能爲了確保容易被接受，而誇大了其在校園中的規模。其次，他們不應對單個教職員工進行評判。承認校園存在問題是一回事，邀請政治家來幫助解決問題則是另一回事。
自越南戰爭以來，美國大學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始於去年10月。在哈馬斯(Hamas)對以色列的襲擊和以色列國防軍(IDF)隨後對加沙的入侵之後，大學校園的抗議和反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在衆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首次就反猶太主義問題舉行聽證會的時候，這個場合導致了兩位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校長的辭職，而當時哥倫比亞校長沙菲克正在國外。現在，輪到她了。
4月17日，星期三，晚上8點25分夜幕降臨，外面警笛聲此起彼伏。數十名警察和他們的警車已經在116街集結。主校區的大門現已關閉，我們只能從117街的入口進入。在外面，一大羣可能並非哥倫比亞的抗議者正在高喊口號，以支援校內的抗議者。我偶遇一位同事，他告訴我警察即將清理南草坪上的抗議社運人士。
校園裏安靜了許多。但與今天早上相比，營地裏人頭攢動，更多的學生站在周圍。空氣中充滿了期待感和參與運動的興奮。但也存在一種憂慮：人們聽說警察可能會來。一個拿著擴音器的學生正在告訴其他人如果被逮捕該怎麼做，每個人都在記住自己的臺詞：不要反抗。交出你的身份證。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什麼都不要說。
中東的危機往往在這裏以異常激烈的方式展開。多年來，這所大學一直是世界上最知名、最有影響力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家園，其領導層曾在媒體的多次攻擊下保護他。該校在猶太研究領域有著卓越的傳統，同時擁有高度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學生羣體。過去，校園內曾因中東問題而出現教職員工、學生和管理人員之間的緊張和壓力。但自從我來到這裏以來，哥倫比亞始終遵循學術生活的基本制度原則，即大學應自我管理，並相應地處理時而出現的危機。
4月18日星期四，下午2點30分： 百老匯東邊的114街被封鎖了。站在Low圖書館的臺階上，我看到警察正在南草坪上逮捕學生。旁觀者無法提供幫助。儘管沒有暴力發生，但我能感受到氣氛正在轉變。昨天還對沙菲克校長表示同情的人們，今天卻對她的行爲感到震驚；我也是其中之一。她的行動太過草率：回想1968年，抗議和靜坐之後，這裏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但那時大學領導層在採取如此戲劇性和不可預測的步驟前，經過了深思熟慮。我在想，這種對峙怎樣才能結束呢？下達命令的人似乎並不瞭解學生，認爲可以透過強硬手段使他們屈服。他們真的瞭解學生嗎？我預計，剩下的學生很可能會直接轉移到南草坪的西側，之後或許還會轉移到其他地方。
這所大學由新來的領導人管理，並未帶來積極影響。沙菲克校長在10月4日才向哥倫比亞大學發表了她的就職演講。我們歷史上的首位首席運營官於二月份上任，似乎幾乎沒有任何學術治理經驗。新任教務長也是在這個月纔到職。簡而言之，這些關鍵領導人既缺乏對機構的歷史記憶，對大學的瞭解也非常有限。更糟的是，他們似乎將自己視爲問題的解決者，而將其領導的機構視爲一系列問題。然而，實際上哥倫比亞大學遠不僅是問題的集合，它是一個充滿思考的教師和學生的家園。
4月19日，星期五下午： 一名學生告訴我，叫警察來實在是太瘋狂了。另一名學生則覺得他們可能再次出現的想法令人恐懼。我從其他具有不同背景、國籍和信仰的人那裏也聽到了同樣的觀點。
4月20日，星期六，正午前夕： 我每天早晨閱讀FT週末的習慣被外面的喧鬧聲打斷了。農貿市場外，一小羣鬧哄哄的示威者——他們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人——被圍在第115街鎖著的大門外，他們高喊支援巴勒斯坦的口號，敲打著自制的打擊樂器。我爲那些必須站在那裏，耳朵幾乎要聾，還要忍受侮辱的警察感到難過。他們面前，一個身披以色列國旗的高大男子挑釁地在他們面前來回走動，大聲喊叫。哥倫比亞大學外的這些瘋狂場景，很大程度上成了外界評判這裏所發生事情的依據。電視上你看到的多數人，並非哥倫比亞的學生。
校園抗議活動是針對以色列的政策。然而，將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都視爲反猶太主義的觀點，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經過外面的喧囂之後，校園裏的寧靜讓人感到清新。果然，抗議的學生們已經轉移到了南草坪的西側，現在那裏已經聚集了幾百人，他們堆著毯子，因爲他們被禁止搭帳篷。草地上散落著幾十個手繪的標語；我仔細看了看，沒有一個讓我覺得冒犯。我碰到了一位同事，他是一位社會科學家，直到最近還是一名高級行政人員。他並不是煽動者，但他認爲沙菲克校長在討論個別教師時犯了嚴重錯誤。週一將在Low圖書館的臺階上舉行一次大型集會，呼籲恢復學術治理的基本原則。
在百老匯，我認識的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大學生向我表達了他們對這一切的看法。他們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這感覺像是一個充滿力量的時刻，可能不會帶來改變，但也有可能會。」他們欣賞草坪上學生們的團結精神，以及各種信仰和觀點的交融。正是這樣的學生讓我充滿希望。
反猶太主義作爲一個概念，既充滿爭議又深度模糊，學者們對於這個詞的使用並沒有達成共識。那麼，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定義開始：對猶太人的偏見。這種偏見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毫無疑問，它也在大學校園中存在。真正的問題是：這種偏見的程度如何，以及它帶來了什麼影響？校園抗議活動是針對以色列的政策。但是，認爲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都等同於反猶太主義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實際上，我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我會認爲是反猶太主義而非反以色列的抗議者的行爲。但是，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正是目前的爭論焦點，也並非不可能已經被越過。儘管在過去的幾年裏，大學一直在警惕地保護學生的敏感性，但一些支援以色列的學生認爲他們的感受被忽視了。我確實知道，一些以色列學生——其中包括一些對抗議者表示同情的人——在過去幾個月裏一直是尖刻言辭的靶子。我認爲這種基於國籍挑選出人進行政治譴責的做法是有害的，也是荒謬的。
在越南戰爭期間，身爲美國人在英國的校園裏，或者在2022年春夏季作爲俄羅斯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肯定也會感到同樣的不適。我不能確定答案是什麼，但我堅信，答案將透過教育和討論來找到，而不是透過禁令、政治干預和警察行動。畢竟，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的一部分，即在一個正在分裂成部落、退縮到簡單的團結和社群媒體無成本的謾罵的社會中，如何進行文明對話。
校園裏正在發生的事情中，一個鮮爲人知的方面是，我們的學生中猶太觀點的多樣性超乎人們的想像。我曾與一位來自猶太神學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大學生交談，他對歷史充滿熱情。他告訴我，他對草坪上的抗議者有些同情，並認爲沒有必要召來警察：他說，與他的父母不同，他們經常就這些問題進行爭論，他希望承認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難的規模。這是一個期待今年夏天去以色列的人。
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支援巴勒斯坦人，難道不正是在做我們教導他們的事情嗎？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美國猶太人的年輕一代，他們雖然仍對以色列有所依戀，但相比他們的父輩，對其持有更多的公開批評。年長者本能地把凱菲亞頭巾看作是瀕臨恐怖主義的標誌；而許多年輕人卻在這樣的頭巾中看到了他們的同學。民意調查顯示，在以色列這一議題上，美國猶太社羣存在明顯的世代裂痕，這種裂痕無疑正被以色列現政府的行爲所加劇。
我喜歡哥倫比亞學生的一點就是他們的關心。這些來自各種背景的學生支援巴勒斯坦人，難道他們不是在實踐我們所教導的嗎？我們不是教過他們關於大屠殺和「永不再次發生」的歷史嗎？如果他們從中得出的教訓是需要警惕種族滅絕，並在看到這種情況發生時挺身而出，而不是旁觀，我們還能感到驚訝嗎？無論對錯，他們這一代人認爲國內外的正義問題是相互關聯的。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抗議者令人惱火、不寬容和自以爲是。但在這些日子裏，他們唯一沒有做的就是使用暴力。
4月21日，星期日： 據報道，一名警察隊長對河濱路的一名門衛說：「我們不會再這樣做了。」我想起了紐約警察局巡邏局長約翰•切爾(John Chell)在學生被捕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所說的話：「從一個角度來看，被逮捕的學生都是和平的，他們沒有進行任何抵抗，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表達了他們想說的話。」
與媒體或政治家不同，警方一直在強調校園內發生的事件的非暴力性質。在紐約警察局在116街頂部舉行的一場臨時新聞發佈會上，一名記者詢問了準備參加逾越節晚餐的學生：「總的來說，發生了什麼？有沒有任何針對即將到來的節日的校園威脅？」紐約警察局公共資訊副專員塔裏克•謝潑德(Tarik Sheppard)回應：「無論是這次抗議還是其他任何活動，都沒有對任何特定團體或個人構成可信的威脅。」
4月22日，星期一，凌晨1點14分： 自從危機爆發以來，沙菲克校長髮來的第一封電子郵件通知我們，今天的課程將以虛擬方式進行。我的研討課將在幾個小時後開始，我決定不理會這封郵件。我和我的學生已經決定在我的公寓中上課，而且我不喜歡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被告知何時和如何教學。在新冠疫情限制期間，爲了幫助需要保持簽證狀態的外國學生，我堅持進行面對面的研討會。從那時起，我對校園和我的學生產生了強烈的保護感。 我和我的同事對學生的關心，是我們作爲教師的使命之一。關閉一切違背了我的直覺。對於學習來說，面對面的交流總是最好的。
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了一張1968年的黑白照片，拍攝地點是英國的蘇塞克斯大學，照片展示了校園一座建築的佔領場景。從樓上垂下一張毛澤東的海報，一塊標語寫著：「停止與美軍的一切聯繫」。學生們擠滿了樓梯。在他們中間，西裝革履的副校長阿薩•布里格斯正在與他們爭論，討論世界問題。他不是那種幻想中的浪漫主義者，而是努力爭取公衆輿論的支援。他認爲這個任務變得更加複雜，因爲媒體對校園衝突的報導充滿了興趣，而且正如他所說，任何大學表達的觀點都不可避免地會「冒犯那些眼界狹窄的人」。
4月22日星期一，下午1點30分： 我和同事們一起前往校園。因爲我們人數衆多，所以需要在117街的門口排隊等候進入。在等待期間，一名男子走過來，用相機對準我們的臉，顯然他認爲我們支援哈馬斯。進入校園後，我加入了站在臺階上的教授們；下方聚集了幾百名學生。我們一同聆聽發言者的演講。其中一位發言者提出了一個與我產生共鳴的問題：爲什麼我們的校長沒有表達出我們對大學和學生的驕傲感？
馬克•馬佐韋爾(Mark Mazower)自2004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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