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迪米（Demetri SEVASTOPULO） 英國《金融時報》華南記者
嘉 賓：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莎拉?馬爾可塔 （Sara MARCHETTA）中國歐盟商會副主席
Christopher MARQUIS 哈佛商學院副教授
高挺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董事總經理
迪米：各位朋友歡迎來今天的論壇，我是迪米，我住在香港，今天很高興來北京參加這個論壇，我很高興看到北京的天那麼晴，空氣那麼好，我還是用英語來主持吧，介紹一下這幾位嘉賓，左邊是黃教授，是中國經濟研究所的，在北京工作，莎拉女士是歐盟商會的，馬克是哈佛商學院的副教授，高挺是瑞銀的關於投資管理方面的工作，謝謝你們。我們談到了中國的一些公司到國外去投資，會面對什麼樣的挑戰，首先請幾位用兩三分鐘說幾句，你們認爲中國公司走出去會面臨什麼樣的機會。
高挺：剛纔說到APEC的天氣，我們做預測的時候有點擔心，預測的時候，11月的工業增加值是怎樣就不知道了。我們現在說現在是新的機會，但是對外投資已經走了很長時間，不是某個時間點的機會，而是說中國社會和經濟已經發展到了現在這種結構之下，是一個趨勢，在我們知道的很多非常高調的，包括政府主導的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能源投資，一些礦，還有一些最近開始的基礎設施可能相關的一些方面，我覺得從整體的經濟結構來看的話，有幾個方面未來有很大的空間中國企業逐漸的擴張，或者現有的基礎上逐漸的走，一個是金融行業，我們說商業銀行這塊應該有很大的空間，因爲現在這樣大的國際貿易，中國的企業在全球的產品中的地位，需要大量的融資也好，擔保也好，銀行方面的支援，本國銀行對本國企業的瞭解度都非常高，他們之間互相推動，未來可能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第二是製造業方面，很多民營企業，大的民營企業都在國外有投資，這實際是反映了中國本身市場已經大到了這種程度，規模的經營已經形成，未來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往外走取得更多的市場，或者是取得先進的技術和品牌。 第三是非常簡單的，中國本身市場的大小就是優勢，可能未來一段時間，有很多的對外的投資，是最終想引進來，走到外面取得新技術也好，品牌也好，最終面對或者是針對中國管理的市場，這盲從是在品牌和高科技方面。
Christopher MARQUIS：這個討論是很有道理的，我想講的是一些挑戰，我們必須在一些非中國市場上建立一些好的企業，要建立這種全球長期的比較競爭力，可能是文化的機制，還有整個的政府的機制，政府的系統，就像剛纔所提到的。我覺得對於這些企業來說，如果說他們要獲得這種長期的戰略，對他們來說這個挑戰，有的人成功，有的失敗，我講的是怎樣把自己融合到全球，特別是你想要投資的市場上。當然，可能會說製造業，也許想要到美國，但真正去來做的話，真的是很難的，因爲你不想成本過高，要跟當地的政府打交道，你得要知道整個國家的網路，還要請人。就像我剛纔提到的，八九年的時間，可能是一個最成功的企業了。他們是真正的在美國執行了他們的戰略，透過了跟美國零售商很好的關係，我整個想要給大家傳達的意思，其實是需要我們克服這種文化，社會的挑戰，才能找到一個國家，找到一個行業，因爲很多中國的機制跟體制，可能跟有一些全球的模式是相似的，這樣的話對於中國企業可能會更好。
莎拉·馬爾可塔：如果從地點，從行業，當然我們都可以說很多，都可以說出對中國企業有什麼樣好的機會和空間。但是很特別的在這個時間段，最特點的是中國政府現在正在談判一些國際的協議，比如說跟歐盟，跟美國，都有一些協議正在談判，所以可能我們不太能夠說哪些行業是最好的，我們可能應該更加聚焦於政府是如何參與到這些談判中，怎麼樣來處理這些談判，從這個歐盟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看一下貿易量，每天中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量，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數字。但是這個卻沒有辦法由歐洲在中國投資所匹配，而同時，中國也並沒有投資於太多在歐洲，儘管說中國在歐洲的投資已經成長了，但還是很少。 從歐盟的角度講，我認爲歐盟和中國應該聚焦於兩個區域之間的投資不匹配，現在歐盟跟中國之間雙邊的協議，主要是互通，現在的雙邊協議不是跟歐盟簽署的，而是跟歐盟的各成員國簽署的，很多中國企業他們在歐盟投資的時候，比如說中國的銀行，國家電網在義大利所做的投資，有一個問題是怎麼樣互相互惠，我們要討論到中國人是怎麼看外資，這是需要我們考慮到市場的准入。還有一些監管的要求，有可能會受益於中國的企業和歐盟的企業。如果我們看一下未來的話，這些談判的未來，我不知道跟美國的談判怎麼樣，美國應該是跟中國的談判進展得更前一步，比如說這種雙邊的投資協議。現在還有一個我們在討論的東西，就是對於國內投資者跟對於國外投資者的對待不一樣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這將會是對中國企業想要到歐盟去投資是一個問題，到底是被作爲國外企業對待，如果說已經投資了，就作爲國內企業對待。歐盟是一個開放的市場，我們沒有公安的檢查，或者是調查，我們也歡迎大家到歐盟來投資。作爲歐盟商會來說，希望中國政府可以進一步的與我們談判，讓更多的外國企業能夠來中國投資，也讓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到歐盟去投資。 黃益平：幾位專家的觀點我都同意，有很多的投資機會，金融方面有很多的投資機會，我有一個看法，中國的投資從2004年到現在，從0到每年1000億美金往外走的規模有長足的發展，但是現在確實碰到了更大的歷史性的機遇，也就是說未來的十年，我認爲成長會更快。宏觀的角度看有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國經濟從人均GDP300美金到現在7000美金，成本提高，經濟發展，過去很多有競爭力的產業現在做不下去了，需要尋找低成本的生產地方，這是第一個我們會看到有很多中國的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紛紛的往外走。 第二，非常重要的變化三中全會說到全面的經濟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金融改革，11個方面，最後一條是資本項目開放，這意味著我們過去這種寬進嚴出的資本項目管制的方式即將改變，到海外去投資可能成爲一個很大的潮流。尤其是我們看過去多少年我們一直在積累外匯儲備，這麼多的外匯儲備也是中國一直在國際市場上投資，只不過是過去都是央行代表大家投資，以後資本項目開放，匯率變得更加靈活，企業在對外投資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覺得這是可以期待的。 第三，很重要的宏觀因素是最近習近平主席，我們政府提出來的所謂的一帶一路的戰略，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這兩個經濟戰略如果政府真的很認真的實施的話，會意味著有很多的往外走的機會，起碼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行和絲路基金，有人說在籌劃海上絲路銀行。APEC會習主席說中國未來十年往外走的投資達到12500億，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大，我認爲這是非常保守的數字，12500億是什麼概念，十年，意味著每年1250億，今年可能會達到1000億，按照這個規模來說不是一個特別大的數字。同時可以看到從2004年到現在，2004年的時候外匯儲備大概6000多億美金，現在是4兆美金，可以想像過去十年外匯儲備增加了3萬多億美金，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不再是外匯儲備積累，而是中國企業往外走，中國對外投資會出現更大幅度的成長，這是可以期待的。 剛纔說到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很多機會，我自己也覺得有很多機會，但是最後我們可能需要關注的，也就是中國企業會做得好的在什麼地方，我覺得是值得討論的，我們從2004年幾乎沒有，現在到1000億美金，這麼多的投資當中有多少是成功的，說實話成功的案例不是特別多，我們過去很多的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外匯儲備積累很多，投資變得越來越困難，國際市場上對我們的匯率政策的壓力越來越大，所以走出去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動的。到海外去投資，做各種投資，但是客觀的來說，成功的不是特別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爲什麼有對外直接投資，爲什麼企業會考慮到海外直接投資，重要的原因是這個企業在國際上是有競爭優勢的，技術也好，管理也好，行銷也好，市場也好，品牌也好，不管是什麼方面的因素，在國際上是有競爭力的，這樣的企業到海外投資可以利用當地的市場，當地的成本，自己獲得更高的回報。 我想說的是中國企業在未來的十年會有很多企業往外走，但是什麼樣的企業會成功，什麼樣的企業可能還是不會成功，最關鍵的還是要看你在國際上有什麼競爭力，我自己覺得我比較看好的，第一是製造業要往外走這是很自然的過程，我們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在國際上是有競爭優勢的，如果能夠走出去，找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我認爲他們能做得好。我們的基礎設施隨著一帶一路的戰略往外走，我認爲也有可能做得好，因此我們在國內搞基礎設施已經有很多的經驗，至於其他的很多領域，我們看到很多我覺得要小心看待，並不是有錢到海外投資就能給你回報。
迪米：非常感謝，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基於大家所說的，高挺你覺得中國企業去海外投資是什麼樣的推動力？是什麼使得中國企業想要去找那些比較更加低成本的製造業，還有就是在海外他們的市場有什麼樣子的吸引力，什麼是能夠獲得的國內沒有的東西。
高挺：我們都知道企業到海外投資可能透過建設新的生產基地，透過併購等方式來購買資產。目的有很多，可能是爲了新的市場，可能是爲了更低的成本，可能需要更好的生產原料，或者是品牌，或者現有的企業投資標的的銷售管道。一旦這些都考慮進去，很多企業在做的時候可能不是其中一個，可能是兩三個都考慮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很難說哪一些一定是的，從我們之前看到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對外的FDI的大體的結構來看，有很多是在資源這塊的，這塊很大程度是反映了中國的戰略，政府的戰略，中國是一個資源比較稀缺的。這就非常簡單了，就是爲了獲取資源，保證未來資源的供應。另外一個擴張比較快，大多是在周邊地區的是金融業，在香港，很多金融機構都有，這些更多是因爲中國企業向滲透之後，他們爲了服務這些企業海外的需求跟著走出去的，這個不是爲了取得更多更廉價的產品或者是原材料，更多的是屬於服務方面的。製造業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有一些家電企業在海外投資，有汽車企業，購買了海外重要的品牌，目的我想有好幾重，我們有一些製造業企業的規模已經非常大了，的其實這個出口的量也非常大，對海外的需求都有相對比較好的瞭解，爲了滲透海外市場需要一些管道，銷售的管道，再去近這些管道可能投入非常大，拿現有的一些企業，而且可能這些企業帶著一些品牌，能夠利用他的品牌優勢，我覺得製造業越來越多是這樣。中國製造業有一個特殊的特徵，幾年前是看到這種工程機械，這種機械的企業走出去，現在家電，還有一些科技，比如電腦，聯想等。這些走出去，他不是佔據著技術非常領先的區域，就是說這些非常高精尖的中國企業現在暫時都沒有優勢，在中端，或者略高階，已經有優勢，但是能夠跟中國國內的生產成本相結合，技術上不比別人差，但是成本上有優勢。這塊會非常多，未來走出去跟中國本身製造業中的沿著技術階梯往上爬的緩慢趨勢正好結合起來，就兼顧了一些海外市場和國內成本相結合，這個可能會比較多一些。
迪米：再問一個問題，提到香港，香港有「佔中」的行爲，你認爲是進入中國和出中國的關口嗎？看到更多的企業越來越想到海外。
高挺：未來很多年是不會受到很大的挑戰，「佔中」這個事件是不是影響香港未來的地位，我自己感覺是有這個可能的，短期這個事我們給客戶開會，介紹我們認爲怎麼影響金融市場，我們認爲這是非常微小的，持續不了多少時間，一兩個月就結束了，香港的金融系統不受「佔中」的影響，香港作爲貿易中心，港口都在外圍，跟「佔中」沒有關係，沒有涉及到對香港的經過造成直接的影響，少數的。更多的，更長的看，香港作爲金融中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制度，法治，這些東西是優勢，拿上海和香港比，地理位置上香港佔不少的優勢，但是其他方面還有不少的欠缺，就是指「佔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現在經濟結構當中，尤其是一些年輕人在就業，未來的機會越來越欠缺，造成的一種社會現象。一旦這個現象是結構的現象，類似「佔中」的現象會不斷的回來，變成不是一個單一事件就沒有了，可能到明年某個時間又回來了，政府怎麼處理，就會影響到大家對香港未來整體制度的演化的一些猜測，或者不確定性，從這個角度來說會影響到整體金融中心地位的穩固性。
迪米：如果看一下美國的市場，還有幾年以前，我碰到了這樣的情況，有一個很小的公司，原來沒有聽說過，市場份額佔了差不多60%。從你們的案例分析來講，能不能稍微細節的講一講，在美國做生意，這些中國公司開始創業的時候有什麼挑戰？
Christopher MARQUIS：這樣說吧，有這麼一種情況，差不多七年以後有這樣的一種情況，當時是有一些產品貼標籤的問題，有一些產品方面的問題，在一開始的時候是這個公司碰到過的。後來他們把這些問題向總部進行了彙報，也許他們認爲美國很怪的，針對中國公司有一些偏向。我們後來看到這個公司也算是解決了一些這方面的問題，還有透過零售的管道，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解決了他們面臨的問題，包括產品方面的問題。當然還有供貨方的問題，產品貼標籤的問題，僱工方面也有一些問題，實際就是時間的問題，一步步的來吧，有一些策略方面的問題，調整一下，還有其他的東西運轉順利了以後，就會使問題得到解決了。實際就是一個品牌逐漸建立的過程，僱傭一些合適的人，爲海信進行工作，有了品牌以後進入市場就更加容易了，好象有一些負面的報導，但是華爲在歐洲還是做得很不錯的，從策略來講，舉個例子來說，跟一些大學建立了很或的關係，技術得到了更加的成熟發展，當地的環境更加了解了，我是這樣說的，我認爲在美國這些中國公司，不管思科也好，美國政府來講有一定程度一開始阻止他們的進入，但是作爲競爭對手來講，如果說跟政府綁得比較緊，可能會對外部的進入者確實設置了一些障礙。
迪米：中國政府從一些方面來講也有這種行爲的，中國公司也僱傭一些人，比如進攻一些國會，或者是其他方面相關的美國的機構。
Christopher MARQUIS：給大家舉個例子吧，的確有一些中國公司在美國做生意的時候，在投資的時候碰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問題，從美國的角度來說，總體來說還是沒有太多的障礙。
迪米：好吧，從你的角度來講，關於華爲這個公司，我想再問一個問題，華爲在歐洲也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問題，你認爲不管是華爲，還有其他的公司，還有一家南京的公司，在英國也有業務，這些公司在自己有零售管道，傳統的角度來說，你認爲這些公司有一些最初始的障礙，如何跨越呢？文化的差異，還有投資相關方面的障礙，他們最初怎麼克服的？
莎拉·馬爾可塔：我是這樣想的，即使是有一些中國公司到國外短期看到一些障礙和限制，歐洲從整體來講，中國公司並不是去歐洲，有一些資源，有幾個例子，有一個我想到的是地理位置來講，離中國比較遠，但是歐洲市場也比較成熟了，要想在這種歐洲的國家想建立生意的，得有一些成熟的，最起碼你的公司業務要成熟。從銀行和信託的角度說也是一樣的，也有一些其他的部門可以開展業務。舉個例子，吉利公司到歐洲來開拓市場，我想這些公司要克服一些方面的困難。華爲是一個例外了，這些公司在收購一些比如說包括機械製造方面的公司，還有一些目前的合作伙伴被他們收購，這也是一種投資，就像外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或者是收購是一樣的。因此，在這些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到目前爲止，這些做法也是一種主要的驅動，能夠幫助中國公司走向國外。但是這些中國公司如果在歐洲投資的話，在有一些經濟的行業來說，中國公司自己的品牌要和當地的品牌進行競爭的話，有的時候歐洲的一些公司可能已經上市了，從股份的角度來說，可能是中國的投資者可以從中獲益，比如說從品牌的建設，購買他們一定的股份。因此，我想的確有一些經濟的部門可以介入，從歐洲的市場來說是比較開放的。的確有一些銀行，還有一些很好的零售管道，都可以利用，當然還有報紙方面進行了報導，還有一些出版物是這樣說的，對中國的投資不太持歡迎的態度。但是，也有一些例子，我也知道中國有一些公司不是他們自己的錯，如果說他們有障礙的話，總體來講中國公司做得還是不錯的，對公司的宣傳也是一樣，可能一開始有一些壓力吧。
迪米：再問你一個問題，我們談到了雙邊投資的協議，我想投資也是三個重要的經濟拉動的一個方面，這方面你怎麼看？
莎拉·馬爾可塔：我們是這樣的，我們看到了有這樣一個事實，從投資互惠來講每個人有更高的期待值，但是我們要看到，我們所得到的事實是說從雙邊投資的協議，一旦簽訂了以後，還是有助於市場的開放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希望看到未來，我們能夠最起碼經濟當中有一些部門，能夠向外國投資進行開放，比如歐洲也是這樣。我們也有一些行業做得不是很好，希望能夠對國外開放，可能有一些行業我們目前對自己不是特別的滿意，希望市場對外開放，有討論的空間，希望中國的公司和夥伴的協議進行達成。
迪米：您早些時候說有很多中國公司在外國投資，有一些公司做得還是不錯的，您認爲這些成功的中國公司是怎麼樣獲得成功的？中國的公司未來應該怎麼做，使得業績更加好，不光是手上有現金可以成功，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發展嗎？
黃益平：做得最好不是很容易，我們看到做得很多很成功的，高挺說企業對外投資有各種不同的目的，一般來說有三種動機，企業往外走，一個是利用當地的低成本優勢，到海外去生產，剛纔說的中國有很多的低端製造業，隨著成本提高要往海外走，會做得比較成功，如果他們能夠找到好的低成本的生產基地，他的產品猛攻賣得出去，我們最近看到一個在非洲做得比較成功的，在非洲生產鞋子做得很好，本來國內的技術就不錯，到非洲找到底成本的投入品，有很好的市場，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低端的製造業往外走就像80年代初期的時候，南韓、臺灣和香港的很多低端製造業到大陸來一樣的，是一個產業升級和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井很自然的過程。 第二種比較常見的到海外投資，就是進入這個市場，因爲這個產品出口，有的時候面對很多的壁壘，所以直接的到對方去設廠，在當地賣產品，國內有一些汽車廠到歐洲和中歐，東歐去設廠，賣產品，就是爲了進入這個市場非常容易。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例子，包括要當地的市場，當地可以向我們要一些海外的其他的市場投資，就是爲了克服進入他市場的困難。 第三個企業對外投資比較重要的，就是爲了對方所謂的戰略性的資產，這個戰略性的資產可以是能源，資源，中國以後長期是短缺的。但也可以是像吉利買了沃爾沃，或者是聯想買了IBM，其實是透過你的投資，來獲得比你更好的品牌技術，或者是市場管理，你的目的是爲了提高你自身的競爭力，我覺得這樣泛起來看，我們對外投資目的是很多，成功的案例也有，但是爲什麼我剛纔說，其實現在看起來，成功的案例不是特別多，一方面是因爲中國的企業到海外去投資剛剛開始，說實話到海外去投資，跟在國內是不一樣的，當地的法治環境不一樣，文化環境不一樣，舉個例子說我們的企業到國外投資以後，發現國外的工會運作方式和國內的運作方式不一樣，管理層一開始很不適應，這個可能是有一個學習的過程。但是我覺得更糟糕的可能不是我自己特別看的是在政府走出去的戰略推動下，很多國有企業，因爲拿到了信貸資金比較容易走出去得到政府的批准比較容易，這樣的一些企業往外走，如果沒有特別好的準備，換句話說，拿別人的錢去投資，有的時候就容易出現這個問題。我們過去看到的這個問題確實不少，一方面有一個經驗積累的問題，要了解對方的市場，瞭解對方的社會，瞭解對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我自己更關心的是企業要往外投資，可以，但是要用自己的錢，而不是用國家的錢，要自己承擔投資的成功，或者是失敗的後果。
迪米：非常感謝，再問各位一個問題，如果看日本公司，南韓的公司在海外的南韓和日本的公司的話，日本的公司一般來說，可能都不太願意請海外的經理，他們比如說在沙烏地阿拉伯國家，都會從日本派經理。而在中國的話，很多情況下中國的企業經理無法跟當地的員工溝通，而南韓的企業他們反而願意使用當地的經理，我想問一下，中國的企業他們是什麼模式，日式還是韓式？
Christopher MARQUIS：我在美國和歐洲看到中國的企業通常都會請一些在地的經理，這樣就會更好地來管理企業，當然，會有一些外派的人員。很多都是當地的。
莎拉·馬爾可塔：這個問題可能我們得問一下國企和私有，如果說私人企業的話，他們可能會請當地的管理層，而國企更願意用自己的代表，這倒不是說這些人要管理公司，而是我看到歐洲有這種情況。如果不看大的企業，大的貿易，交易，有很多的公司他們到了歐洲以後，一些中小企業都是家族企業，如果收購這樣的企業當然要派一些代表。 迪米：如果說大家有問題的話請給我們提一個非常簡短的問題。
提問：非常感謝，我是來自亨利集團，非常高興聽到各位的演講，有兩個問題，中國的企業到了海外，亨利集團也幫助很多中國的企業進入美國，當然我們在工作當中發現了很多的企業並不知道西方的文化是什麼樣子的，也不知道怎麼樣在西方做生意，就像剛纔教授說的，包括當地的法律系統，也不知道什麼是工會等等。你有沒有對這些中國企業有一些建議？對於這些中國的大企業，如果說要到海外的話。
Christopher MARQUIS：中國的企業如何學習西方的文化，這是很長的過程，因爲全球化代表我們要融入，作爲各企業來說，剛纔提到的這些企業，華爲在歐洲，海信在美國，他們都需要八九年的時間找到當地的管理層，來找到一些戰略，這樣纔可以更好地跟政府溝通，並且能夠透過長時間建立信任，這裏面真的是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其實就是一個長期的，慢慢的，詳細的系統，把自己融入到這個經濟體當中。 提問：我是來自歐盟商會，您認爲如果說我們只說中國的話是錯的，而我們應該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因爲中國的民營企業已經走出去了，比如說吉利收購了沃爾沃，還有很多的企業試圖收購海外企業，很多的民營企業都在美國上市了，中國的企業，當我們想到國企的時候，他們卻並沒有像民營企業那麼的準備妥當，大家覺得呢？ 黃益平：我覺得這個問題和我剛纔的問題是一樣的，也跟剛纔這位先生問的是一樣的，中國的企業到海外去，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如果他們犯了錯誤，我相信他們會很快的學習，但是問題是你的機制是什麼，如果是一個私人的企業，犯了一個錯誤，很快會學習。如果是一個國有企業，預算不是一個硬的預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家的支援，學習過程就很慢，甚至有的時候就不願意學習，我認爲歸根到底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我相信中國的企業家，中國人都有能力到國際上去做生意，短期內犯錯誤，知識不夠了解不多這是都是很容易改變的，難改變的是企業本身的制度。
提問：來自經濟時報，問莎拉，我們有一帶一路的戰略，主要是聚焦於我們的鄰居國家，我的問題就是歐洲的國家和美國如何來改善自己，吸引中國的投資。因爲我們的投資現在很多元，而我們又聚焦於鄰國。
莎拉·馬爾可塔：我想除了雙邊的貿易協議之外，目的會有一些自貿區的協議，這個可能可以推動中國和歐盟的合作，可能這不是很短期的事情。如何吸引中國投資，這個時刻還是跟每個國家的政策相關的，所以有不同的時刻點，有的時候我們提供在太陽能的補貼，中國在義大利，法國和德國都投了，如果這些補貼沒有的話，中國的投資就會轉移到東歐，因爲東歐還有補貼，也是比較容易可以投資的。我想總體來講，如果我們不談剛纔的這些困難跟挑戰，以及如果去海外投資的時候遇到的困難，我們歐盟需要改善的話，就是這個資訊的透明度，因爲在中國我們不太清楚歐洲有哪些投資的機會，我們也一樣，我們並沒有做很多的推廣，並沒有推廣我們的投資環境。 迪米：謝謝，首先感謝我們的四位嘉賓，非常感謝在座的各位，如果說大家來香港的話，想知道在中國企業在海外做了什麼，大家可以來香港找我，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