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演講人
陳志武現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邀教授，以下是他在2014年11月14日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度中國高峯論壇上的演講實錄：
各位朋友下午好，剛剛喫完午飯往往比較發睏的時候，希望剛纔大家聽到田女士清脆的講話之後已經非常清醒了，當然希望我講的內容不要把大家帶回到發睏的狀態。 首先非常感謝《金融時報》組織今天的論壇，因爲在目前的環境之下有很多的話題不是可以完全自由的講，但是我們還能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動，一些會議能夠在北京舉行。 我今天講的內容和會議的主題是非常相關的，因爲今天的主題是中國經濟新的成長動力，應該從哪裏來？圍繞這個話題就產業升級給大家做一點簡單的分享，關於產業升級的話題，不管是國內的大報小報還是其他的媒體都談得非常多，爲了準確起見，先做一個定義，什麼產業升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我的理解主要是指這個意思，提高企業的經濟增加值，讓企業賺錢的能力能夠提升，能夠給員工帶來更高的收入，給股東帶來更多的回報，同時給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大致的一個定義。 說到這個話題，在中國的輿情下，前些年有一個大家都看到的，談得比較多的名言，是當時在薄熙來做商務部長的時候說的中國需要賣掉8億件襯衣才能換來一架波音飛機，這個話背後的含義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一個含義就是中國在產業鏈上必須要提升，讓我們能夠儘量地花更燒得時間，賣更少的苦力，照樣能夠賺更多的錢。話說回來，在很多的條件之下，能夠賣掉8億件襯衣，換來一架波音飛機本身也是很不容易的，應該感謝的，因爲並不是所國家都知道怎麼樣製造相應的制度環境，讓襯衣不只是賣掉10件，20件，而是賣掉8億件，這也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成就。
具體的講，如果再退一步理解一下，當年的國務部長講這個話背後的含義，或者是談到產業升級的時候有哪一些必然面對的挑戰，是我們應該考慮到的。爲了說明這一點，我把前些年用過的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橫座標反映的是1998年，最近的數據也差不多，1998年不同國家的勞動者，那一年平均工作了多少小時，歐洲的荷蘭人工作的時間是最小的，是最不勤奮的，平均一年工作1350小時，這就是爲什麼我去荷蘭，不管是阿姆斯特丹，還是要海牙，特別是週六日去的話在城市裏基本看不到一個人，大家都去玩了。第二最不勤奮的是法國，一年大概工作1400小時。美國人工作1650小時，中國人一年工作2200小時，有一個國家在這個圖上沒有給出來，就是南韓。南韓人工作的小時數量一年大概是2800小時，比中國人還勤奮。縱座標反映的是2001年，不同的國家人均GDP，不同國家的人均收入是什麼樣子的。工作勤勞程度和人均收入基本是負相關的，工作小時越多，越勤奮的，越勤勞國家的人，收入總體上是略低，分過來看，收入越高國家的人恰恰不需要工作那麼多。這張圖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做研究來理解，我主要想說明兩個意思，第一是這個圖讓我們看到了原來中國人總說勤勞是美德，實際上我要說今天世界上勤勞已經不再是美德，實際正好是反過來的，因爲這個道理蠻簡單的，大家都去參觀過太陽能製造公司，電器，包括手機製造公司，就會知道很多的公司本來可以用更高的技術，自動化的生產線來生產東西的，但是他們不想那樣做，因爲一條太陽能製造生產線要花1000多萬元美元，前期的資本投入是1000多萬美元，用了自動化設備生產太陽能設備的時候，報損率比較高，比人工做報損的概念高很多，這樣使得整個成本會上升很多，如果是企業家就會想我是用更多的人工，還是應該花很多的錢去買最新的自動生產線。因爲如果買自動生產線的話，前期的資本投入更多，生產成本因爲報損率更高也會更高。如果用人工呢，報損率更低，生產成本更低，同期前期的資本投入幾乎是等於零的，不需要做太多的前期資本投入。這樣一來大家可以看出來，選擇是很明顯的，中國更多的企業家，不同行業的公司，會選擇用人工，而不是用自動化，更先進的自動化設備。 當然，有一個前提條件，人工必須很便宜，如果人工一旦太貴了，勞動力成本太高了，中國人從此以後不像前面沒日沒夜的拿一點錢就願意幹活了，這樣一來肯定是對企業家形成的壓力，在做選擇的時候，肯定會不一樣的，這就是爲什麼現在回頭來看，中國之所以在產業鏈上沒有辦法做得更先進，更賺錢，增加值更高的一端轉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太多，太勤奮了，我們太強調勤勞是美德。換句話說，這個意義來講太勤勞是給中國社會幫了倒忙，幾年前我就經常開始說，爲了給國家多做貢獻，多休息一下，多度假。當然我不贊成APEC會議這樣強行的在北京給大家放假幾天，這是例外的事情。不強行會給大家貢獻更大，這是第二個含義。 這個圖中可以看出來各國家的人均收入是很不一樣的，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努力帶來的要求不一樣，學過經濟的人都知道，如果每小時賺的錢本來就很少，稍微簡單一點的創新，不是革命性的創新，只要帶來的收益，讓現在每小時賺的錢多一點點，就會有很過的激勵做這種創新。像荷蘭人、法國人、歐洲其他國家人，他們每小時的收益本來就非常高，他們所要從事的創新，創業，產業升級的門檻，能夠帶來收益的要求會比在中國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要高很多。這就是爲什麼這張圖也告訴我們，產業升級的前提條件是全社會已經比較富有，如果全社會收入還是非常低的話，我們希望看到的高增加值的產業升級的努力就不太容易真正的實現，所以這就是爲什麼回頭來看一看，20年以前，30年以前，在中國談論產業升級的頻率並不是那麼高，現在隨著中國人的收入越來越高，對一些產業升級的要求，這個需要，這個意識，這個認知大大的提升。 話說回來，是不是所有的國家一旦進入了高收入，或者是中等收入羣體以後，是不是都要做到產業升級，是不是收入高是充分和必要的產業升級的條件，爲了說明這一點，下面就四個方面做簡單的交流。
第一，尤其是在中國要真正的達到產業升級的話，第一個面對的障礙就是政府在整個產業升級，創新和市場中，在經濟中起到的作用，佔的地位到底有多大。這裏強調說明一點，第一是早年在蘇聯80年代的時候，蘇聯的人均GDP，有的是比較清楚，有的不一定清楚，蘇聯在80年代的時候，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比中國現在的人均GDP還高很多。但是蘇聯在產業升級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呢？一會兒可以看一下。要舉兩個例子，由國家主導的產業升級，國家出錢來透過技術創新方面提供很多的支援等，會帶來一些不一定是真正想要看到的結果，這個東西我知道有的人蠻願意看到的結果，這也不奇怪，離我比較近的例子就是國防科大的銀行電腦系列，我之所以喜歡舉這個例子，因爲我1983年到國防科大讀研究生，整個學校都非常興奮的，把銀行第一代電腦，巨型電腦的訊息向社會公佈了，因此，國防科大得到了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很多獎，其中也引出來一些問題，就是當時分這個獎金，國防科大的電腦系的政委和黨委領導都覺得他們得到的獎金的百分比應該要最高的，因爲沒有他們的政治思想工作，銀行電腦怎麼可能研究得出來。清潔工人也說，如果不是我們每天打掃衛生，銀行電腦怎麼會出來，80年代第一代電腦到現在的計算速度，原來是1億，到現在每秒鐘幾百億，幾千億條，速度的數量級不斷上升。話說回來，銀行電腦儘管國家花了那麼多的錢，做了那麼多的技術創新和投入，這些投入給中國經濟到底帶來什麼影響，給中國社會到底帶來了什麼價值？以前我說銀行電腦給中國社會惟一的貢獻就是對未來的電腦博物館有更多的展品，除了這個以外沒有哪個企業會願意花那個錢去買銀行電腦。 還有漢芯造假的例子，相對而言如果我們稍微關心一下民間資金做出的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努力，這方面的故事很多，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多說了，除了銀河電腦和一些企業，看一下19世紀的德國和二戰以後的日本，有一些傾向性，往往是重視軍用的技術創新，民用是不怎麼被重視的。爲什麼兩種不同的安排，一種是完全由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創新的努力，還有一種是完全市場主導的，由私人資本來主導的創新。帶來的結果很顯然是非常不一樣的，爲什麼會不一樣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私人出資的時候，如果是做PE基金的，或者是創投，VC基金，有人跟你說有一個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技術，能夠拿幾百萬，幾千萬美金，或者是幾億人民幣來投資，給你一些股份。你作爲投資職業人士，一個本能行的反映會問他，這個技術能夠帶來多大的市場，有多大的市場需求，收入成長前景怎樣，你會關心這些指標。相對而言，如果是有不同部委掌握資金的安排，到底是給誰做創業，創新的投資，到底給誰在產業升級方面給更多資金的支援，你關心的這些指標不一定是這個技術到底能夠有多大的市場需求，帶來多大的成長前景，更多的是非經濟的，政治，還有其他的一些虛無縹渺的指標是你更關心的，造成了兩種不同的體制安排做的創新的努力，產業升級的努力，帶來的結局是很不一樣的，尤其有一點，當年蘇聯做了那麼多的技術創新，和美國差不多，但是蘇聯的創新給今天的中國，給今天的人類社會留下了多少東西，給我們的生活，從早到晚，所用的，所看到的，帶來了哪些影響，基本是很少的。這是我講的第一點，國家出資和民間資本主導的創新，產業升級的結果會很不一樣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挑戰是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主導的經濟結構，經濟成長模式，經濟成長方式，也是非常不利於產業升級，最大的對比是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的4兆計劃90%以上是地方政府和國企來花，國有經濟佔比幾乎可以忽略的美國，歐巴馬2009年做總統以後推出了8千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中，政府花的錢不到10%，剩下的90%多都是給民間的家族，老百姓和個人家庭，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兩個經濟體的結構上，誰是唱主角，國有企業唱主角和地方政府唱主角，還是完全的由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唱主角，最後對資源的配置也會很不一樣。 由此帶來的企業做產業升級的努力，能夠得到資金的支援也很不一樣。 舉個更具體的例子，今年1-8月份，在國內，在中國有1482家非金融企業的發行信用債，總共是31500億人民幣，發債的企業裏面，其中只有1482家只有267家是民營企業，總共發行了1781億，佔比不到6%，今年的信用債94%是由國有企業發行的。從這個發行的融資成本來看，同樣是AA級一年期的信用債，國企只需要支付5.85%的融資成本，民營企業要6.66%，AA-的一年期的信用債裏面國有企業6.69%，民營企業是7.78%，一個國家的經濟體裏面國有企業起的角色太大了以後，佔據了市場銀行會偏向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他們支付的融資成本很不一樣，儘管今天的中國有800多萬家民營企業，佔企業總數的80%多，城鎮就業貢獻率是在80-90%之間，儘管這些民營企業的經濟中，社會中，產業升級的過程中起的角色作用是這樣強，這樣大，但是他們得到的金融資源支援是那麼少。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真正的實現產業升級，對國有企業過多的偏愛也好，在國有企業不怎麼進行民營化，民有化的大前提下，產業升級的挑戰確實會非常大的，對中國經濟接下來的成長動力到底從哪裏來，挑戰也是非常大。 第三方面的制度障礙，銀行和債券市場偏向是非常明顯的，股票市場的上市機會也是很明顯的，國企一直是重點照顧的，給他們提供上市機會。而且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即使是對於能夠上市的民營企業，到目前爲止，發審委員會對這個企業要上市之前和上市之後，有形資產是不是有很多也非常的關注，覺得如果整個公司沒有什麼樓盤，也沒有土地，設備也沒有，融資幾個億，拿這些錢去幹什麼？他們就會有一些具體的要求，至少要把公司的資產百分之多少，放在有形的看得見，摸得著的資產裏面，這些對於產業升級，我們可以想像，也是構成非常大的障礙，因爲作爲醫藥的公司，或者是像現在的網路公司，本來不需要非常多的有形資產，非得要上市之前和之後，要把多少百分比的資產放在有形的東西上，這樣一來使得整個公司在智慧財產研發方面又投入資金的百分比必然要少很多。這個意義來說，包括上市的條件，上市的制度，上市的偏好都會對產業升級所需要的資金的支援，還有其他的支援，會構成很大的負擔，很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與之有關的是債券和銀行的監管機構以外，法院方面也是很大的障礙，我有一些朋友是在美國做專利律師的，他們最近這些年也在國內很多的企業之間提供一些法律服務，包括在國內到海淀法院，其他的法院做一些專利智慧財產的訴訟工作。結果他們發現了國內的法官在舉證方面的要求，對真正掌握智慧財產，擁有這些專利的公司是非常不利的，比如這臺電腦，如果上面貼的標籤是聯想的，如果發現聯想的電腦中間有一些部件，一些配件是用到了智慧財產沒有經過智慧財產的專利所有者的批准，這個時候起訴聯想，聯想可能會說盡管這個電腦的商標貼的是聯想的，但不是我們的產品，所以在中國法院的舉證要求，侵權舉證要求，都是放在智慧財產所有者的一方，這樣一來，把舉證責任放在產權所有者一方，變相的對侵權的一方提供了無形的支援，讓侵權的一方更多的變成了自然的勝利者。因爲如果產權所有者這一方舉不出法院能夠接受的證據，自然就認定了被指控爲侵權一方就沒有侵權。這些司法舉證制度的安排，都會對創新創業，產業升級構成一些障礙。
最後我講一個方面，在微觀層面，產業升級需要更加全面的專業分工，更加細化的專業分工，要求更多的公司要把注意力放在主業，把資源都放在主業上，而不是跨行業的，什麼行業都做，這一點特別是對在座的很多記者朋友，這些年下來，包括我女兒他們都是感覺很好奇，一到湖南等國內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哪個上市公司，不管主業是做電腦的還是做網路的，還是做航天的，都有酒店，都有房地產公司，大家就想爲什麼中國的公司什麼都喜歡，什麼都做，跨產業，跨行業。 我希望簡單的說明一個道理，越是什麼都做的公司，在產業升級方面就處於非常更強的弱勢，因爲沒有辦法跟專業集中的，火力集中的企業競爭。這是什麼意思呢，具體的講，大家現在知道美國的頁岩氣革命，有一些預測到2040年，美國的非常規天然氣會在美國總的天然氣產量80%，對整個美國的能源消費結構，非常規天然氣到2040年的時候，佔比會非常非常的高。有一個跟今天話題非常相關的問題，爲什麼頁岩氣革命會發生在美國，而不是在其他的國家，不是在中國，更不是在中東，也不是在南美洲的委內瑞拉等石油資源，天然氣資源非常豐富的地方。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整個石油行業，天然氣行業的產業鏈分工非常的細，前兩年我準備跟一些朋友一起做能源的PE基金，專門到美國、加拿大、南美洲做這樣的投資，後來我放棄了，還是想集中精力做我的事情。我瞭解到美國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有8000多家，之所以在美國有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而在中國只有3家。因爲在美國的產業鏈專業化程度非常高，我瞭解到國內有一些東北的土豪，現在大家都喜歡用這個詞，土豪。他們到得克薩斯州，買一些氣田，買了之後他們人不在那，更不用自己開採，採氣，而是專門僱石油勘探開採的公司提供服務，專門僱銷售公司幫助他銷售，每天就是上網看一下采了多少油，銷售了多少油，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在瀋陽，在北京每天可以跟蹤一下。這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對於頁岩氣革命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條件，就是因爲我知道在國內三家石油公司他們的石油工程師即使是有一個很好的想法，要去到更深的地方打水準井，去鑽更多的油，花更少的成本。但是在國內的國有的石油公司裏面，一個工程師很好的效法要真正的能夠被試驗，被用上的話，這個審批的條件是非常嚴的，而且這個審批的程式非常長。據我瞭解，在國內頁岩氣方面做一個鑽井的試驗大約要花兩三億人民幣的成本，打下去以後，發現沒有油的機率非常高，這樣一來一般來說要做一個新技術的實踐，可能最後要董事長才能同意，其他的人沒有辦法敢去做這個批准。相對而言在美國有8000多個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只要中間有一家願意給你的想法提供機會，做那個試驗的話，這個新的想法就有更好的機會，讓人們發現它的潛力到底有多大，但是在中國這個潛力很小。在中國來說是不是有高度專業化，分工非常細，競爭非常激烈的石油行業，天然氣行業，對頁岩氣技術的創新和發展也可以起到根本性的決定作用。所以說對於產業升級，由此可以看到背後的邏輯大致也是這樣的。 我們可能會說爲什麼陳志武說，是不是大多數的公司在一個國家都是什麼都做，還是主要的都是做非常專業的事，把所有的火藥，子彈都用在自己的主業上，對於產業升級，對抗風險，競爭地位，到底有那麼大的影響嗎？爲了說明這一點，我有一張圖，是蠻有意思的，反映的是在美國多元化的公司和主業集中的公司，有兩類從1990年一直到2006年，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這兩類公司現金佔總資產的百分比有多大的差別。這張圖告訴我們在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主業越集中的公司現金佔資產的百分比在金融危機之前超過30%，越是多元化，大財團的現金只佔資產的15%，我們可以想到金融危機來了以後，哪類公司更能夠有實力對抗金融危機的衝擊，肯定是手頭現金越多的，專業集中度非常高的公司，他們更有子彈，有這個基礎去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而多元化的公司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這裏面有數據可以幫助我們說明這個問題。
從1984年到1997年，美國的4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平均每個公司的行業板塊數量，1984年的時候每家涉及的產業版行業板塊數量是3.2，到1997年下降到2.6，美國公司和歐洲公司越來越專注，只做自己的主業不做其他的。如果把中國的滬深300上市公司放在一起看一下，從2004年到2010年，滬深300成分上市公司平均每個公司的產業板塊數量有哪些變化，2004年的時候平均板塊數量是2.44，到2010年上升到2.85，這是很明顯中國的上市公司，包括很多的非上市公司什麼都做的趨勢越來越強，專業程度越高的公司，對產業升級方面可以做的事，可以做的投入會越多。這個道理很簡單，我熟悉的一個公司，不大的一個上市公司，下面有50個子公司，最近這50個子公司裏面很多子公司的總經理都跑掉了，搞得那個公司的董事長和總裁每天都要面對50個子公司裏面某一個子公司的總經理，或者是副總經理跑掉，又要去招人。我發現50個子公司裏面的高階主管，基本上能夠留下來的都是二流的管理者和二流的專業水準，因爲整個公司有50個子公司，如果說有哪個子公司的一把手，二把手要走掉的話，整個集團公司不可能願意花很大的本錢給出很多的股權，把真正一流的好的人，不惜代價留下來。因爲集團的高階主管要知道如果我對50個子公司裏面一個花很多的成本，用很多的子彈把他留下來的話，用很多的彈藥把他留下的話，剩下的49個公司怎麼辦，爲了考慮到把50個子公司方方面面的人平衡得很好，所以不可能爲其中的任何一家或者是幾家付非常高的代價，把他們留下來。因爲這樣做的話，就會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子公司怎麼樣做下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希望這個故事能夠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一旦什麼都做的時候，必然就意味著爲了平衡整個局面，就不可能什麼都做得很好，或者是不可能就任何一項都能夠做得很好，這就讓我們看到了，要在產業升級方面，要往深度，破更多的記錄就沒有條件，因爲做的行業太多，手腳被捆住的更多，子彈到處用了以後就沒有辦法集中火力跟其他的同行業的競爭對手進行競爭。 反過來看，如果不是什麼都做，而是隻做一項，就這一項，這個行業來說，不管誰來跟你競爭，你都可以比他們出更高的價錢，把你最看重的人才留下來，其他可能做，只要你集中一項，集中最好的火力，就可以把最好的人留下來。最後發現馮侖講到野蠻成長的年代，盲目多元化沒有問題，因爲做什麼都可以賺錢，水漲船高，即使是沒有大本事，只要做這一行也可以加入這一行賺錢。但是在中國的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以後，誰贏誰輸，不再是取決於做了多少行業，多少行業裏面都有業務，而是取決於誰更能集中火力，把做的業務做細做火做精，這樣才更能夠決定哪一些企業在新的經濟時期，新常態的環境之下，更能夠有基礎去做產業升級方面的投入，我就講到這裏。
提問：我是媒體記者，同時現在中國人民大學讀MBA，從我自己的個人視角問一個問題，任何企業的經營大環境的政策和趨勢的把握都很重要，而在中國還有一個獨有的中國特色，怎麼看待和把握企業和政府的關係，有的時候走得過近，或者過遠，都對企業自身的發展有影響。想從您的背景來說，您可能會有一些洞若觀火的清醒的見解。如果目前中國大的背景下認爲這個問題比較敏感的話，因爲有記者的同行，您也可以不回答。
陳志武：這個問題很好，我知道馮侖在去年講了一句話，做自己的本份，結果被很多朋友罵得要死。這個東西因人而異吧，在中國，就像每一個在中國生活的人面對一樣的，即使是不想跟政府，不想跟官員，不想跟政治有太大的關係，政治會來找你的，做企業也是這樣的，即使是想離政府部門，離政治很遠，你放心，政治不會讓你輕鬆自在的跟他們沒有關係的，所以在中國大的背景之下，可能是很難避免不去在某些方面跟政府關係要保持到至少在一定的近的範圍。正因爲這一點我自己很清楚，我只好做我的學問，做研究，這樣的話，我不用面對那些選擇。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