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雷(Sue Gray)上週末再次登上新聞頭條。
自去年意外辭職，成爲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爵士的幕僚長以來，這位前高級公務員實際上一直處於新聞焦點之中。
這一次，《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幾乎用了整整一頁來報導這位被稱爲「現實版工黨的CJ Cregg」的女性，她是電視劇《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中虛構的白宮幕僚長。
對於一個被指控從策劃推翻鮑里斯•強森到在北愛爾蘭爲英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的人來說，這件事不過是小菜一碟，她當然否認了這些指控。
但對我來說，關於格雷最引人注目的並不是她所做過的事，而是她未曾做過的事：未曾上過大學。
我仍然記得2022年，當格雷在有影響力的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擔任第二常任祕書時，一位前白廳官員在BBC上提到這一點，那時的震驚仍歷歷在目。這使她成爲內閣辦公室中最高級別的官員之一，僅次於負責管理白廳各部門的常任祕書。
根據2019年由社會流動性慈善機構薩頓信託(Sutton Trust)發佈的報告，此時期從未上過大學的常任祕書人數爲零。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在牛津或劍橋這兩所大學中的一所就讀，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大多數高級法官、內閣大臣和外交官。
再次提供背景，去牛津劍橋的普通人口比例不到1%，而只有7%的人去了那些培養了大多數常任祕書、高級法官和貴族的私立學校。
教育並非衡量社會階層的唯一標準，父母的職業同樣重要。但在一個少數精英依然對國家運行有重大影響的國家，格雷仍然是個例外。她所屬的工黨正在努力爭取當選，並計劃打破「階級天花板」，這在英國是一個相較於其他類似國家更嚴重的問題。
但這樣的計劃並不新鮮。30年前，當時的保守黨領袖約翰•梅傑(John Major)曾呼籲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他是英國最後一位沒有上過大學的首相。
最近，一些僱主終於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揭示了現代英國職場生活的一些重要事實，比如階級對你晉升機會的影響可能比性別、種族或性取向更大。
專業服務公司畢馬威(KPMG)的英國業務在一年多前發佈了一份開創性的分析，該分析涵蓋了其16500名合夥人和員工的職業發展路徑。
該公司透過檢查員工最高收入的父母從事的職業來衡量社會階級，這是普華永道(PwC)、司力達律師事務所和其他致力於推動社會階級多樣性的團體所採用的方法。
畢馬威的數據顯示，來自工薪階層家庭的人與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相比，平均需要多出19%的時間，也就是多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提升一個級別。對於工薪階層中的a) 女性或b) 具有少數民族背景的員工，他們的晉升速度甚至更慢。
有趣的是，在畢馬威英國的最高層，階級差距反而發生了逆轉，工人階級的員工晉升更快。畢馬威英國的包容性、多樣性和公平負責人珍妮•巴斯克維爾(Jenny Baskerville)表示，目前還不清楚原因。但她告訴我，這些人可能是「如此出色」，一旦他們最終達到領導職位，他們會「堅持自我」，從而更快地晉升到合夥人級別。
儘管如此，英國的階級薪酬差距仍然很大。一項研究顯示，工薪階層專業人士的薪酬差距爲6291英鎊，即佔12%。在金融行業，這一差距幾乎是其三倍，被認爲是所有行業中階級薪酬差距最大的行業。
監管機構至今一直避免強制實施社會階層報告，因爲他們擔心在一個很少有公司收集必要數據的行業中，這將增加報告負擔。專家認爲，這種情況需要改變，因爲來自貧困背景的學生即使在頂尖大學獲得一等學位，也比獲得二等學位的富裕學生更難找到精英工作。我對此表示贊同。
像畢馬威這樣的集團正在展示，一旦瞭解了階級背景，僱主就能明確誰受到了影響，以及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來確保所有有才華的人都能得到提升。這不僅僅是公平的，也是明智的商業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