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經濟學家傑弗裏薩里斯在其著作《貧窮的終結》中認爲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在20世紀遭受集團貧困，而在21世紀結束貧困的國家。他的理由主要是成長經濟學家所熟知的「拇指法則」——如果所有的其他原因大致相同，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每年將會縮小2%，縮小的原因不是因爲富國變得更窮，而是因爲落後的國家能夠動員資本和技術以促進經濟更快的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預言將會成爲現實，領先全球的中國網路企業在政府的支援下正在用自己先進的技術和全球資本配置，改變中國的貧困狀況，推進中國的扶貧工作。
馬雲日前在日前舉辦的「阿里巴巴脫貧基金一週年」發佈會上表示，阿里巴巴希望透過運用新的技術，塑造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改變農業，改變農民，改變農村，讓貧困的地區的人民不僅脫貧，更要致富；不僅謀求自身的發展，還促進整個社會生態的變化。2018年，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巴巴平臺的網路銷售額超過了630億元，孵化出2532個特色商品。
根據陳錫文2015年的研究，中國農業主要面臨價格沒有競爭力，生產成本高，依賴政府財政補助，對資源壓力大等四大問題。阿里巴巴在重慶市奉節縣的實踐讓我們看到了企業如何在改善地方農業問題，提高農民收入上發揮作用。透過淘寶網銷售大數據分析，幫助當地傳統的臍橙種植戶選擇市場更廣的優質果苗；基於大數據的訂單農業模式，讓當地農業可以有效地對抗市場波動風險；引入測土配肥、水肥一體化、農業物聯網和植保飛防等技術，不僅大幅度提高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效率，而且使產出的臍橙在口味、個頭、甜度等方面更爲標準化，好品質促使臍橙收購價顯著提高，當地農民收入增幅明顯。「目前這些農業技術都來自於我們阿里雲的農業智慧大腦，」阿里巴巴脫貧基金執行祕書長孫利軍告訴FT中文網，「未來我們會引進以色列的先進農業技術，我們的團隊今年去了很多次以色列，未來將會有更爲廣泛的合作。」
據孫利軍介紹，阿里在過去一年的脫貧實踐中，投入了兩百多名來自物流，大數據，供應鏈，行銷，技術等各方面的工程師，深入到貧困縣一線調研，共同研究當地的發展模式。「我們希望透過「一縣一品」的模式，植入技術和大數據，透過完善當地的產品供應鏈和品牌輸出，爲當地的貧困農民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脫貧道路。」來自阿里的資料顯示：阿里雲IoT技術在內蒙古巴林右旗被用於貧瘠土地改造，預計一年可以節省1550萬立方米的水，節省水量相當於1.5個西湖。河北農村地區的村民可以在支付寶上預約無人機噴灑農藥，每年可減少30%以上的農藥使用，節約90%的農業用水。在陝西試點的「ET農業大腦」則可以分析果園澆水、施肥等數據，提出種植建議，可以幫助果農每節省管理成本超過200元，馬雲在脫貧大會上指出「隨著技術投入的增加，中國的農業大有可爲。」
圖：2019阿里巴巴技術脫貧大會
在筆者看來，此次阿里的技術脫貧實踐，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感和公益心的體現，與阿里自身的發展戰略也十分契合。實際上，阿里巴巴已經在農業與電商的結合方面探索多年，從農村淘寶收貨點，到搭建管道平臺形成產供銷一條龍；從產業鏈下游的生產環節，到中游的物流，冷鏈一直到上游的銷售品牌包裝。阿里巴巴的大數據和技術不僅幫助貧困地區致富，而且有效的把控和提升了其平臺上農業產品的品質和品牌溢價，迎合了近年來消費者對於健康品質生活消費需求，從而幫助基礎農業實現升級轉型。在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可以預見，對於「安全」，「可追溯」，「品質」等農產品的要求，將是消費升級必然趨勢。而阿里憑藉技術、平臺、數據的優勢，透過與貧困縣共同發展的方式，幫助貧困地區不斷改變，資訊不對稱的落後農業發展方式，讓貧困地區的農產品逐步實現「有尊嚴的賣出去」；幫助當地農產品建立品牌效應，同時爲阿里電商平臺+線下零售提供了高質量、高標準的農產品；真正實現平臺與農戶共贏的良好生態。「我們認爲企業的扶貧一定要與企業自身的特色相結合，阿里花了幾年的時間纔將農村的物流成本從每公斤7元降到了2元，」孫利軍說，「未來我們還將大力發展訂單化農業，減少中間環節，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入。」
技術賦能不僅可以提高貧困地區人口收入，還能夠讓扶貧更具體，更透明，推動更多盛會力量加入到扶貧工程中。在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中，首先強調的就是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所有公民的責任。與國外衆多的社會組織相比，中國的扶貧在以往多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發動社會力量。技術的加入，讓扶貧這項抽象而遙遠的工作變得更爲透明和具體。例如，在螞蟻森林應用上，你可以很容易透過平時的一些低碳活動資助貧困地區進行生態植樹，透過手機app還可以實時追蹤樹的狀況；如果你捐助了貧困家庭的保險，透過區塊鏈技術，你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每一筆錢都去到了哪個家庭，這個家庭的情況如何。技術的加入讓扶貧的透明度大大增加，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扶貧的具體工作中，並且獲得真實具體的成就感；而阿里本身巨大的消費者羣體，則爲未來的社會扶貧事業提供了巨大的潛力。「目前我們所有對入扶貧的投入中，有90%來源於社會，」孫利軍介紹，「技術讓脫貧更真實，更有溫度。」
關於誰來扶貧，如何扶貧，國際上的爭論頗多。威廉.埃斯特利在《白人的負擔》中挑戰薩里斯的觀點，他認爲「援助使人們停止尋找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腐蝕地方機構，並削弱其作用，導致一些援助機構形同虛設。」班納吉和迪弗洛則深入分析窮人在做具體決策中所遇到的困境，在《貧窮的本質》中強調了窮人在資訊源獲取、規劃未來、所需服務等問題上面臨的困境。筆者認爲馬雲在脫貧大會上發言是對這些問題提出的一個很好的回應：首先，不但要授人以漁，還要造魚塘。援助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有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生態，才能夠真正的脫貧。其次，企業是左手，政府是右手，扶貧是政府的責任，致富是企業的責任，兩隻手配合才能做成事。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諸如地方規模化農業的建立，技術的普及等很多工作都需要政府端更有力地推動。從企業端來說，如何讓客戶爲導向的市場策略、更先進的技術研發、因地制宜的產品設計，安全可追溯的生產流程這些企業基因、市場機制與政府工作更有效地結合，需要企業更多地思考與實踐，中國企業的實踐經驗與創新曆程也將對全球扶貧事業具有一定的啓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