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於5月19日至20日在清華大學新清華學堂舉辦。在20日上午的主題論壇五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戰略諮詢委員會委員祁斌，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姚餘棟，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以及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衛東分別就「中美貿易與金融開放」主題進行了發言，並對當天上午發佈的「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表達了各自的觀點。本場論壇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金融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主持。
黃益平：我們的目的是要發展經濟，對世界經濟做貢獻
在任何國家，金融開放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對中國來說也一樣。金融開放能促進創新、提高金融效率同時控制風險。黃益平特別指出，中國這一輪的開放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是因爲中美貿易摩擦而開放，國務院去年推出新的金融開放政策，實際上在貿易摩擦升級以前就已經在做了。「在民間，我們『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佈的《2017徑山報告》就是從去年初開始到去年九月份，研究的就是金融下一步怎麼開放，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一直在，一直要繼續往下做。」黃益平說道。
對於下一步要怎麼走，黃益平認爲需要分清楚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和資本流動的開放，這兩個是不一樣的。簡單來說，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更像在金融行業引進很多外國的直接投資，其實對金融穩定、金融效率以及對經濟支援的含義不太一樣。黃益平認爲對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應該更大膽，對資本流動要比較謹慎。資本流動方面又可以分爲長期資本流動和短期資本流動，短期資本流動太頻繁、量太大容易對金融穩定和經濟成長造成衝擊。
在金融開放的具體執行過程當中，黃益平表示要執行兩個措施：第一，要講究金融開放的次序問題。「有的要先做，有的後做，我們在改革開放的時候經常將以開放促改革，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金融領域可能同時要強調以改革助開放，不能光說開放，拼命往前走了，國內的事情沒做好，這是很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在國法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先後的順序其實是很重要的。」第二，從長效機制來看，還需要一些宏觀、微觀審慎監管機制，這是保證在獲益的同時還能支援金融穩定。
當談到上午發佈的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的聯合聲明時，黃益平認爲這是一件好事。對於像今天中國這樣的狀況，有很多經濟學家會計算中美哪一個國家損失更大，但歸根結底，對中國來說是沒好處的。早在2011年北大國發院就曾做過研究，分析到2020年中國在世界經濟當中應該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其最後的結論是「一元、多極、共治」，這個結論到今天也還是適用的。「中國經濟不斷的發展，在世界經濟當中的力量會越來越大，但是世界經濟體系還是要在一個體系當中的，那時力量會更加的多元化，治理也會變得越來越多，而不是動不動就想幹一仗。」黃益平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達成協議不打仗是很重要的，因爲我們的目的是要發展經濟，要對世界經濟做貢獻。」
祁斌：中美進入「雙峯時代」
近期備受關注的中美磋商，祁斌認爲，從客觀上來講是中美進入「雙峯時代」的標誌，其特點就是競爭加合作。從市場份額上來說，現在中國的製造業第一，在客觀上與美國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卻還不到美國的1/10，差距還是特別大的。所以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可能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存在不小差距這一事實會存在很多年，這就註定了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
這次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祁斌認爲不能簡單考慮。若把自由貿易看作是全球化的1.0版本，那麼雙向跨境投資就是全球化的2.0版本。而真正做到跨境雙向投資提高以後，大家是互相纏繞在一起的，能夠使得世界更加緊密的結合到一起。
「中國真心實意地希望世界上先進的金融機構到中國來，並真心希望其成功。」祁斌解釋道，第一，若成功了，中國就有更強大的金融體系和更強大的資本市場來爲實體經濟服務，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崛起；第二，只有他成功我們纔會成功，因爲我們需要真正優秀的競爭者；第三，在那些成功的金融機構中，全是中國人。因此，需要有自信和底氣來應對對外開放中的不對稱。
對於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的聯合聲明，祁斌希望能透過更多舉措引導中美進入良性競爭狀態，即建設性的競爭，這樣才能讓彼此更好發展。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目前來說可以做的一個就是跨境投資，透過跨境投資既能夠幫助緩解貿易摩擦的問題，也能夠幫助金融服務業，實質性地開放或者實現更加有意義的發展。
姚餘棟：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將形成「鯰魚效應」
早在2015年的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姚餘棟就曾說過全球流動性出現不足，在三年後的今天這已成爲現實。姚餘棟表示，阿根廷最近出現貨幣危機、境外出現美元荒、新興市場面臨巨大壓力，同時歐央行縮表、日央行也將要縮表，將來可能會出現歐元荒和日元荒，全球流動性不足可能會持續十多年的時間，但這其中並不包括中國。隨著人民幣加入SDR，其國際屬性越來越強，人民幣國際化是全球央行的逆回購，人民幣成爲全球流動性不足的「根本救贖」。姚餘棟進一步解釋說，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會要求中國的金融業走出去，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將形成「鯰魚效應」，不僅會刺激國內金融業更具有國際競爭力，還會助力其走出去，支援人民幣國際化，從而給全球補充流動性。
在姚餘棟看來，金融業擴大開放並不是「狼來了」。「我們國家的銀行業，在全球率先全面實施了《巴塞爾協議III》，而美國和歐盟都沒有完全實施。」姚餘棟在論壇上說道。今年是中國銀行業的拐點，明年將會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例如，中國直銷銀行發展迅猛，國外銀行已不可企及。而在資管行業中，2018年是中國公募基金20週年，在這期間爲投資者創造了巨大的價值，私募行業也達到了12兆的規模，發展規範。
從長期來看，進一步擴大金融業的開放還可能是從養老和保險業等服務貿易角度來開放。從超老齡社會來說，日本比中國老三十年左右，今天日本的服務貿易在金融領域是順差，中國將來也會進入超老齡社會，因此需要在全球分散相關風險，如老齡金融產品，包括保險的相關風險等。
姚餘棟認爲這次中美磋商就部分問題達成協議是個好訊息。今年中國的社會零售銷售品可能超越美國，最大的全球市場在中國，無論發生什麼事情誰也擋不住中國成爲最大的經濟體，快的話在2025年，晚的話在2035年，這是大的趨勢。誰也擋不住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成爲全球最大經濟體。姚餘棟指出，驅動中國經濟的主要是消費，由此我們的經常性順差某天可能會轉成適當的逆差，由此會帶給全球的這樣一個出口的紅利是無與倫比的。
沈建光：要從兩個層面避免金融風險事件的發生
對於如何避免金融風險，沈建光表示有兩個層次的內涵。一是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其核心是要防範實體經濟的滑坡，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前最重要的是中美貿易問題，中國去年的出口達到了2.2兆美元，進口量1兆美元，較去年成長了10%。若正常、平穩地發展，一年能增加的進口量就有2000億美元。因此，一個平穩的貿易環境對中國的成長非常重要，同時也給企業的盈利改善創造了條件。
二是政策。金融開放會造成一定衝擊，但如何應對是最重要。政府的債務、實體經濟出現問題，就會出現金融風險。「對我們來講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金融亂象問題，」沈建光說道，「監管問題如多頭監管、過去的監管套利造成了影子銀行盛行，地方債務，很多『明股實債』。」對此，政府已經採取了多重的措施，如新的金融監管委員會的成立、合併了保監會和銀監會，使監管有了一個更好的框架，可以防止這些監管套利，包括金融亂象的產生。沈建光表示當前整個金融風險其實是在下降的。
沈建光認爲中美就部分問題達成協議，避免打貿易戰是最大的好訊息。首先，美國本來5月底是一個截止期，「301」要開始增加關稅，這一事件被避免了；其次，這個協議來之不易，美國也做了讓步，中國方面實際並沒有什麼損失，爲我們的經濟發展、金融穩定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沈建光分析道，但同時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進一步供給側改革是應對今後可能繼續會產生其他方面中美之間的較量的準備。
陳衛東：美國銀行業還需加大對中國的開放力度
中國銀行是中國的銀行界在國際跨境資本的旗艦，對於中國銀行業的開放，陳衛東表示銀行業的開放是中國金融開放一個很好的縮影，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從過去40年的發展特別是近10多年的發展來看，中國外資銀行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無論從外資金融機構數量上還是業務品種來說，中國形成了一個全方位開放的格局。
但在數據上看，2017年底外資銀行資產是3.24兆，佔中國整個銀行業資產的比重僅爲1.28%，因此有市場認爲中國的銀行業還沒有達到開放的程度。對此，陳衛東解釋這與外資銀行的發展趨勢、發展策略不無關係。首先，美資銀行在中國這些法人銀行的集團公司資產成長本身是下降的；其次，美國本身的監管趨嚴，使其對海外機構資本的補充受到很大限制；最後，美資銀行的策略非常穩健，在行業、客戶、業務品種的選擇上是非常謹慎的。
從中資銀行在美國的市場發展來看，陳衛東認爲還存在一些困難：一是數量上存在不足，二是我國的銀行機構在美國做純非銀行業務是非常困難的。美國現在的監管趨嚴，一般進入美國市場需要考慮資本充足率、需要考慮全面綜合金融監管。對中資銀行來說比較大的困難還是美國嚴格的反洗錢和合規的規定。如果講對等開放的話，美國的銀行業實際上還需要對中國加大開放力度。
陳衛東進一步指出，目前達成協議是好事，但是從過去一些媒體包括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的表態來看，中美貿易的這種關係可能發展起來還存在一些困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偏差，若這些偏差得不到改善，還會對中美貿易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此外，如果美國繼續堅持其理念，要求「301」調查等，也會對全球整個供應鏈體系造成重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