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9日，一個穿著不合身西裝的25歲年輕人開始在英國《金融時報》工作。我之前的準備是一場令人沮喪的四個月培訓課程，地點在一個死氣沉沉的前海濱度假勝地，每天早上醒來時都覺得自己比前一天更愚蠢，但工作更糟糕。大樓的窗戶無法打開，食堂的午餐令人作嘔。午後不久，天就黑了，此時我意識到有些成年人在冬季工作日從未見過陽光。

這項工作看起來既枯燥又難以理解，但負責照看我的那兩個可憐傢伙仍在晚上7點敲打他們的塑膠鍵盤，那時報紙已經「收工」了。我們那時還沒有網站。

那天晚上，我徒步回家，感覺自己選錯了僱主。1998年，我因撰寫每日貨幣報告的單調而離開，但2002年我又回來了。本週是我在英國《金融時報》工作的30週年。爲了看看報紙的變化，我去了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找到了1995年1月9日的那期報紙。

圖書館爲我列印了一張帶有全新照片的讀者卡。照片顯示，自1995年以來，我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我以爲英國《金融時報》也會如此改變。然而，正如我在新聞職業生涯中常常犯的錯誤一樣，我錯了。

當我將微縮膠捲放入圖書館的機器時，出現了一份報紙，看起來驚人地像今天的報紙：版面佈局、文章長度以及樸實無華、不追求時尚的低調文風，旨在讓非英語母語者也能理解。那天的幾篇文章署名是今天仍在寫作的同事。

然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熟悉之處在於內容。當天早上的頭版頭條是關於英國執政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圍繞歐洲問題的內鬥。政府還在貶低公務員。

另一篇頭版報導由我們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克里斯蒂婭•弗裏蘭(Chrystia Freeland)（她現在可能成爲加拿大的下一任總理）撰寫，講述了俄羅斯對車臣的殘酷入侵。在一張照片中，柏林的示威者舉著一個標語，上面寫著：「今天是車臣——明天是整個高加索。」關於車臣問題和莫斯科取消德俄軍事演習，東西方緊張局勢加劇，但德國國防部長表示：「在這個關鍵時刻，減少接觸是錯誤的。」

新聞界有句俗話：沒有新的故事，只有新的記者。確實，讀那份報紙時，我感受到新聞是一個帶有細微變化的永恆循環。中國正「面臨與美國因專利和版權侵權而即將爆發的貿易戰」。馬德里下令進行「腐敗調查」。一位法國疑歐派人士正在競選總統。

一位專欄作家抨擊了現在所謂的「覺醒」語言：「例如，愚鈍在工人階級中被稱爲注意力缺陷障礙，而在中產階級中則被稱爲輕度閱讀障礙。」 回溯幾天前的微縮膠捲，我看到工黨領袖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希望「取消對學費徵收增值稅的威脅」。歷史確實有相似之處。

偶爾可以看到2025年世界的影子。中國正在擴大貨幣交易，以「拓寬其新興的市場化金融體系」。隨著壽命的延長，歐洲人將需要私人養老金，否則「他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將在下個世紀無法改革」。

在那一版中，甚至在「媒體未來」這一節中，網路完全缺席。那年5月，FT.com上線。網路最終摧毀了無數媒體，但英國《金融時報》現在有140萬付費讀者，大約是1995年我們日發行量的四倍。不知不覺中，我加入了新聞業中爲數不多的持續發展的企業之一。我選擇了正確的工作。誠然，這部分反映了我缺乏其他技能：我不可能爲英格蘭隊開球。更重要的是，我仍然認同我所認爲的英國《金融時報》的使命：報導經濟、金融和政治權力。我們大多寫的是重要的事情。

回想起第一天照看我的兩個人，我不再認爲他們是那些對生活妥協的被壓榨的工薪奴隸。我認爲他們整天辛勤工作是因爲他們關心自己的工作。其中一位仍在英國《金融時報》工作。另一位是傑出的羅德•奧拉姆(Rod Oram)，他在新聞行業工作了40多年，去年3月在紐西蘭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3歲，當時他正在接受從北京到伯明翰的自行車訓練。

如果我在1995年1月9日知道自己30年後還會在這裏，我會感到震驚。其實，這段時間並沒有那麼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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