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示威總指揮、旗手傅斯年（字孟真），在北大求學時名氣極響，被美譽爲「北京大學最傑出的學生」、「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後的第一人」。北大蔡元培校長、胡適教授、陳獨秀教授、李大釗教授等風雲人物，都器重關懷這位才華橫溢的學生，傅斯年對這些恩師也敬重，關鍵時刻有力挺。
李大釗調解傅斯年和許德珩的矛盾
「見義不爲，無勇也。」（《論語•爲政》）傅斯年內心燃燒著熊熊的正義之火！他常說，「現代中國之有蔡先生（孑民），好比兩千年前之有孔子；在北大同學當中，他雖不敢比擬顏淵、子張、子夏各及門弟子，但是子路亦不壞。」
據臺大教授孫德中觀察，傅斯年以子路自居，「只佩服子路的一個『勇』字，不肯『見義不爲』而已」；「他是絕頂聰明的人，但是他願意而且歡喜做愚笨而得罪人的事」。（孫德中《孟真先生的個性》）北大師弟何容確認，「傅孟真學長曾自稱爲蔡門中的子路；但是他又說他是Most un-蔡孑民-like。」（何容《對「卯」字型大小前輩的一些回憶》）
在《陳獨秀案》一文中，傅斯年與國民黨大唱反調，不僅力挺入獄的陳獨秀教授，還聲援曾在北大幫助他創辦《新潮》刊物的李大釗教授。點明李大釗就義前行爲，「雖是共產黨員，然他是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之人」；就義緣由是「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就義時間是「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據此綜合判斷：「他雖是爲共產黨而死，也爲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
在北大求學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斯年受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三位教授影響最深。他和李大釗很有淵源，交往頻繁，留下深刻而難忘的印象。他創辦的《新潮》雜誌，編輯部就設在北大圖書館，是李大釗熱心支援的場所。他回憶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在當時幾乎是我們一羣朋友的俱樂部，在裏邊無話不談」，「常有的一種放肆的空氣」。（傅斯年《追憶王光祈先生》）
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文中對此有印證。當時北大學生經常聚合的場所有兩個：其一，北大一院二層樓的國文教員休息室，錢玄同常在，稱爲「羣言堂」，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論語•衛靈公》）語，以南方人爲主；其二，北大一院一層樓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稱爲「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論語•陽貨》）語，以北方人爲主。
每天下午3時以後，這兩個房間高朋滿座，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聊天沒有時間觀念，總以盡興爲止，「兩堂」之間經常相互串門。天天泡這「兩堂」的學生，只有傅斯年和羅家倫兩個人，因爲「近水樓臺先得月」──新潮社編輯部和李大釗的主任室就隔兩個房間。
傅斯年和許德珩雖爲同窗，關係不睦，但兩人都敬重李大釗。李大釗出面調解兩人矛盾，智慧地「以反對日本侵略中國這一共同點團結起來，組織在一起，《國民》與《新潮》纔不鬧人事糾紛」。
許德珩晚年回憶，「五四運動」之前，李大釗又「動員《新潮》雜誌社的羅家倫、康白情加入北京大學學生會，並說服我們允許他們參加，從而加強了北大學生間的團結」。（許德珩《爲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
《新潮》、《國民》兩社的成員擰成一股繩，成爲「五四運動」的骨幹力量。李大釗的調解，緩和了傅、許兩人以及各自領導的新潮社、國民社之間的尖銳對立關係，也壯大了「五四運動」的聲勢。
傅斯年響應李大釗傳播社會主義的文章
李大釗是「在中國大地上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第一人」，也是與陳獨秀齊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號稱「南陳北李」。
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是中國最早的一篇歡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文章，也是研究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影響的三名篇之一（另兩篇是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文中指出，俄國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針對「吾邦人士，亦多竊竊焉爲之抱杞憂者」，樂觀地以法國大革命爲例，「爾後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於此役」；告誡人們，「今之爲俄國革命抱悲觀者，得毋與在法國革命之當日爲法國抱悲觀者相類歟」 。
正在北大求學的傅斯年明顯受李大釗此文的影響，四個月後撰文響應，標題就是《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1919年1月1日發表於《新潮》創刊號。開篇就表明，「對於俄國的現狀絕不抱悲觀。我以爲這是現代應有的事情。將來無窮的希望，都靠著它做引子。」預測「法國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過往的事；俄國式的革命──社會革命──要到處散佈了」，「俄之兼併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而在思想也」。
傅斯年在《要留學英國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文中，繼續肯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俄國在大戰前也是世界最舊的。但一轉之後，爲最先進。」
無情的事實證明，青年傅斯年對此過於樂觀。蘇聯和斯大林不僅輸出革命、輸出「思想」，而且吞併他國領土、侵犯他國主權的醜行不勝枚舉，與「最先進」差距很遠。例如，1939年8月、9月，分別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友好與邊界條約》，勾結瓜分波蘭。
又如，1941年4月，與日本法西斯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在條約所附的《共同宣言》中，以正式承認僞「滿洲國」爲條件，換取日本承認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外蒙古。二戰時，有23個「國家」承認僞「滿洲國」，多爲德、日侵略或扶持的傀儡政府，其中就有汪精衛的僞「中華民國」，蘇聯是唯一一個中國的盟國承認僞「滿洲國」。
再如，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祕密協定，劃分勢力範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時期」，這是鄧小平的批評。1989年5月16日，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正常化之際，鄧小平與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巴契夫會談，當面算「歷史帳」表達不滿。
北大教授公葬李大釗
蘇共、蘇聯的結局悽慘，「十月革命」之後74年，衆叛親離，落魄謝幕，不值得絲毫同情。「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花蕊夫人《述亡國詩》），恰恰是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違的真實寫照。
曾經的教師爺蘇聯所走的社會主義是條死路，中國對社會主義的探索也遭受沉重挫折。「文革」浩劫之後，痛定思痛，終於透過改革開放獲得新生，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就是石破天驚式的突破和創新。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時一錘定音：「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1918年10月，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中提出「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給予傅斯年啓示。不滿兩個月，他就針對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的現狀，鼓動「去兵」、「廢兵」，認爲「世界的將來是勞動主義，是工本主義」，「拿實業替代軍隊──就是拿Industrialism（按：原文譯爲工本主義）替代Militarism（按：原文譯爲武力主義）──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覺著中國人有真精神。」（傅斯年《去兵》）
李大釗被捕後，被酷刑反覆折磨，但決不說出中共地下黨的任何機密。1927年4月28日，他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師看守所內，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祕密絞殺，年僅38歲。經筆者向中國國家博物館詢核，李大釗遇害時的絞刑架，已成爲該館收藏的文物。
李大釗一生節儉，疏財助人，從容就義後家境寒酸，夫人患病，無錢下葬，靈柩在宣武門外的妙光閣浙寺停放六年。1933年4月，北大教授們深感他爲信仰獻身之壯烈，不論政見，發起公葬。
據劉半農撰寫的《故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李君墓碑》，傅斯年是13位公葬發起人之一，其他12位發起人是：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蔣夢麟、樊際昌、劉半農、錢玄同，每位發起人捐款20元。有文章稱，這張捐款清單儲存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經筆者向首都博物館詢核，並未收藏。還有北大同仁未發起公葬但捐款，如李四光、鄭天挺各捐10元，馬寅初捐20元，梁漱溟、魯迅各捐50元等。
4月23日，李大釗出殯。送葬隊伍最前面的是一副巨大輓聯。上聯：「爲革命而奮鬥，爲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下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注：作者爲獨立評論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