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復社會的新聞不時發生。這是人類社會中難以避免之事。總有偏激、極端之人在最憤怒的時候行那最惡劣之事。簡單的強調法律對這種人已無太大意義。而事前杜絕難以窮盡，總有漏洞。
有時候要仰望星空才能更看透大地上的苦難與罪惡，找到一條折中的出路。不妨拋開具體的社會現實，做一點哲學層面的討論。
一、技術之自然
唯物史觀認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決定人類社會的進程。技術決定著社會形態。那麼，現實的「自然法」也會同樣改變。如今人類生活的自然已經是一個技術構成之自然。談到暴力，不再是石器、木棒和刀劍，而是槍、炸藥、車，傷害自然也更大。
度量人類技術文明的基本指標有兩個，一個是利用能量的級別，一個是熵值，也就是精細度。在上世紀60年代，一個家庭的能量消耗大約是一個月3度電，使用的最精細的產品是半導體收音機，裏面的晶片是毫米級的。現在一個居民一個月能用掉1000度電，200升汽油，相當於1800度電，能量消耗增加了近1000倍。手機裏面的晶片，精度達到了4奈米，縮小了250倍。
能級和熵值是技術的基本指標，也是社會形態的基本指標。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馬克思說：「火藥、羅盤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火藥是一種能量，掌握這種能量的技術擴散之後，城堡、盔甲就變得不再重要，基於城堡和盔甲的社會形態，也就無法維持下去。
實際上，能級一直是塑造人類社會形態的基本要素。二戰後，隨著人類掌握更大能級（原子彈），新的國際秩序，也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而隨著老技術的擴散——核技術的擴散，和新技術的出現——AI、機器人、3D列印，由此導致的新的戰爭形態，新的國際秩序也正在形成之中。
那麼在當下，面對掌握更大能級的個體，社會必然會面臨新的挑戰。社會觀念要怎麼變化，才能帶來更大的安全？
二、承認自然法，站在法律起源之前
法律不能窮盡一切安全。法律之外，有道德、信仰、習俗、觀念、規範，這些東西也約束著人們的行爲。有這樣一個故事，兩個福建漁民打官司，借了錢卻沒借條，鬧到法院。法官請來一尊媽祖像，對借錢的人說，在媽祖面前，你發誓說沒借這筆錢，我立馬就判借貸關係不存在。那人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借了的。這就是信仰、觀念在法律之外的力量。
法律的強制力源於理性的威懾，一個人可能會下定決心去違法，但觀念的力量仍然會在冥冥之中主導著他的選擇。所以法律之外的社會觀念也是一種社會公共安全的保障。那麼怎樣的觀念才能帶來更安全的社會呢？
觀念在法律之外，可以從法律談起，法律是國家的強力，那麼追溯國家起源，在法律的邏輯起點之前，或許能找到一些提示。
關於國家的起源，霍布斯認爲，在自然狀態下，由於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的自利本性，社會充滿了恐懼、暴力和不信任，每個人都在爲了利益（gain），爲了安全（先發制人防範侵犯者），以及爲了榮譽（glory）或名聲，而彼此爭鬥，人類生活在一種「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中。爲了逃離這種可怕的自然狀態，爲了逃避對死亡的恐懼，人們透過社會契約建立國家，將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權利讓渡給一個共同的權威，即主權者。主權者不是締約方，不受制約，有絕對權力。霍布斯的絕對權威理論強調，強有力的政府對於確保我們不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來說不可或缺。這些國家力量中包括法律。
洛克則認爲，自然狀態下的人類，並非處於戰爭狀態，而是遵循「自然法」，有理性引導下的道德準則，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進而維持了一定的社會秩序。但由於缺乏正式的法律和裁決，仍然會有不便和衝突。因此人們透過社會契約建立政府，以保護財產和保障自然權利。但政府應當受到憲法的限制，以防止權力濫用。
所謂自然法，指宇宙秩序中關於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原則的集合，通常指若干道德原則，它不是人爲的法律或協議，而是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是客觀和普遍的，獨立於人類意志之外的，且先於並高於特定國家，政治秩序，立法機構、人爲法律而存在。
霍布斯的國家理論的前提是，「主權者」能有效地讓人們遵守自然法，嚴厲懲罰那些不服從自然法的人，避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而在洛克的理論框架中，自然法本身就能維持一定的秩序。
不管是霍布斯還是洛克，自然法是國家邏輯的基礎。這也意味著，當「國家失效」的時候——僅僅是某個人認爲失效，他就必然會自覺不自覺的回到自然法，打破法律。這個時候如果打破法律的所有行爲，惡性程度都是一模一樣的，在道德上都是同等程度的壞。那麼只要違法，「只要是一個死」，就可以行那最卑劣之事。
但這個時候，如果承認自然法，承認法律之外的行爲在某些時候存在其合理性，那麼，法律之外的觀念規範纔有邏輯基礎，也才能把法律之外的行爲納入社會規範。當一個人下定決心違法時，纔能有一種法律之外的觀念秩序限制他去做最惡劣之事。而且承認程度越高，這種社會規範的約束能力就越大，哪怕一個瘋子舉起屠刀，觀念仍然會作用於他的頭腦，使他不會揮刀向着孩子。
三、功利主義
自然法也有一種原始的計算。
國家的建立，人類社會中的復仇發生了變化，個體復仇所代表的私力復仇被社會所代表的公力復仇所取代，取代目的在於私力復仇所帶來的社羣的不穩定性。但自然法中的秩序中，私力救濟、血親報復也不是完全無序的，也有其合理性和限度規範，那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冤有頭債有主。
相比無差別的報復社會，這當然是一個功利主義的選擇。功利主義認爲，對個人而言，某樣東西讓一個人的快樂減去痛苦，最大化就是好的。針對集體，功利主義能夠接受不公正的行爲發生，只要這種行爲促進了總體利益。對於電車難題，功利主義會認爲多個人的生命比一個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犧牲少數人拯救多數人，就是好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闡釋這件事，也有功利主義的異曲同工之妙——當然，在哲學上，異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本質性區別，但對大衆而言，重要的是「同工」，那就是：社會中的某些人羣，是否有應該走在羣衆前面，走在小學生、幼稚園的孩子前面？這就不再是冷血的功利主義選擇，而是熱忱保護羣衆的集體主義。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閆曼 man.yan@ftchinese.com)